当下很多微短剧都在文本层面体现出较强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爽点”为中心的网络文学改编来源。大体而言，微短剧改编的IP主要包括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如何在短短几分钟内迅速吸引观众，是微短剧创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靠长篇连载吸引读者的网络文学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多种“爽点”叙事模式和套路，如奇遇、升级、寻宝、助人等。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能直接和读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而成为微短剧的一大改编来源。而且，微短剧改编更为注重对“爽点”的提炼和强化，甚至其创作本身即基于“爽点”展开。《如梦令》导演吴强就表示：“每一集都给够剧情浓度，这样观众才能看得爽，才能放不下。”或许可以说，在为微短剧改编选取网文IP时，“爽点”的优先级高于热度。短时间内，追求“更高爽感”可能是流量媒体平台吸引流量和微短剧观众获取快感的双赢策略。但长久来看，这种“创作―接受”模式背后必然潜藏着杀鸡取卵的隐患和饮鸩止渴的危机。

其次，网络红人的孵化与借势。“网红”和微短剧有着紧密联系。除包含“爽点”的网络文学外，“网红”也和微短剧有着密切联系。网红的诞生可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但更多是有意栽花的产物。无论如何，其背后总离不开广大用户的参与（支持、追捧或谩骂）。从网络传播和接受势态来看，网红传播给大众的通常是其自身所独有的某种特质，也就是所谓的人物设定（简称“人设”）。由于时间短、碎片化等原因，微短剧在叙事方面先天不占优势。不过在网络传播语境下“艺术性弱但情绪性强的作品反而常常比单纯具有艺术性的作品‘收效’更高”。因此就微短剧创作而言，立人设成为比讲故事更能吸引关注的一条路径。人设鲜明的角色很容易唤起观众的爱憎情感，后者会调动自己的情绪和完形心理去补全情节上的不连贯。在这一点上，网红的生成逻辑和微短剧的创作捷径产生了不谋而合的交集。

比如，某平台创作者祝某某起初对自己作品的内容定位和发展方向并不明晰。直到一条“塑料父女情”的短视频爆火以后，签约某公司之后，公司才为她打造出爱钱贪吃的女儿形象，并逐步引入“妻管严老爸”和“不露脸老妈”及相应的人物关系，推出了《一天不整我爸》等系列微短剧，其人气热度和粉丝数量也随之攀升。

互联网思维强调受众，互联网语境下的IP“不仅是一个已经成型的文本，而且是用户在创作、传播，发展、变化过程中一直参与、一直交互的文本”。这意味着，用户对“创作一传播一再创作”这种循环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以祝某某为代表的网红经历了从短视频到微短剧的转型，并通过对用户数据的监测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创作方向，达到了巩固人设，迎合受众的目的。如果把这类微短剧视为关于网红自身的互文，那么这种互文与其说是成品改编，不如说是同步孵化。在此过程中，网红及其微短剧作品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成为一种一体两面的媒介形象和荣辱与共的人格共同体。在微短剧兴起之初，网红因为先天的流量基础和对流量媒体平台规则的熟稔而备受青睐，但其情绪感染能力和热度续航能力如何，还需要观众的评判和时间的检验。

最后，对现实生活的指涉。互文性理论认为，“由于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基础，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因此，互文性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文本之间，而是指向了文本和现实世界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微短剧的互文性呈现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指涉。首先，体现为剧中角色与演员形象的同一。比加在《生活对我下手了》中。演员包某某饰演了一位名叫包某某的知名演员，可以说，剧中的包某某是现实当中包某某的本色出演。其次，体现在题材内容与当下生活的贴近。不少微短剧的选材都体现出和现实生活较强的互文色彩。《别怕，恋爱吧！》关注当代男女情感万象，《抱歉了同事》聚焦都市白领工作日常，《我们才不是兄弟呢》呈现北漂青年合租生活……这些微短剧均体现出较强的当下性。善于融入各种网络热梗，在显示出接地气特征的同时，也令观众更容易产生代入感和共情心理。

尽管上述微短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有不少其实是以标签化的人物，情绪化的场面来炒作话题。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无可厚非，但人为地制造矛盾，以矛盾指代现象，这样的创作链条不仅以浮夸的情节阻隔了生活之真，还以浅显的结尾简化了人性之善，更以矫饰的主题湮灭了艺术之美。长此以往，这不仅无助于呈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还可能削弱大众的审美水平，所以在美学层面应当对此保持警惕。

（摘编自吴岸杨《界限消弭下的参与体验：网络微短剧的审美趋向》）

材料一：

全球范围内来看，产业数字化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2020年，数字经济占比为84.4％。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大致相似的结构，即“二八”比例分布。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9.1％。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虽然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但低于美国（86.5％）、日本（84.6％）、德国（90.3％）等国家对应的指标占比。

（摘编自《中国数字经济增速放缓，产业数字化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材料二：

近年来，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成为引领我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消费者权益保障不完善等问题仍影响着消费者的感受。

2021年中国质量协会继续开展中国数字经济服务质量满意度研究，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哈尔滨等16个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且城区人口超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开展调研。调研覆盖全国七大区域，涉及16种主要的数字经济服务业态，共完成4754份有效问卷。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消费体验，较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生活需求，使消费者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更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年度的调研结果显示：2019年到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服务质量满意度稳步提升，但仍有上升空间；消费者权益保护维度近三年的评价持续处于低位，发展潜力较大；费用收取问题是消费者对数字经济服务感知最突出的短板；消费者满意度区域、城市差异成为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所有业态满意度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且各有亮点。

（摘编自《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服务质量满意度稳步提升》）

材料三：

在具有天然国际竞争态势的数字经济时代，要保持我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必须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有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增速已经放缓。就目前看，我国容易被人“卡脖子”的主要是在数字技术基础方面，比如芯片、基础软件等。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有关。2021年10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公开表示，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投入不足。

企业已成为我国科研活动的绝对主体，但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导致企业难以有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也无法更多地掌握关键技术和技术创新活动。企业基础研究薄弱，致使企业难以获得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积累，难以提高吸收能力，也不利于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美国创新体系一个重要特色。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占总企事业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80％，是联邦政府的8倍之多。

2016年12月，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2025年，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就将创造就业岗位2000万人，但人才缺口也将高达950万人。

“但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封闭起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新京智库说，而是要在全球开放的背景下去实现。毕竟，现在知识和经济一样存在分工，一个国家不可能什么都自己研制出来，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造出来。

（摘编自《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科技自主面临三块“短板”》）

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①房（节选）

孟浩然

翠微终南里，雨后宜返照。

闭关久沈冥^②，杖策一登眺。

遂造幽人室，始知静者妙。

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华夏礼仪之邦，待客之道，哪能少了音乐？2000年，秉此初衷，河南博物院组建华夏古乐团，希望以古乐曲、古乐器招待八方来宾。“我们想让文物‘活’起来、展览‘动’起来。让参观者不仅能观看， ① 。”马萧林说。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华夏古乐团成员袁佳音在瑟上弹完一曲《楚歌》，没等掌声响起，就有人发问——“瑟在中国早就失传了，你们怎么证明复原的这个乐器就是瑟呢？”谈起2014年到韩国国立国乐院的访问演出，袁佳音印象深刻。“还好早有准备。播放PPT，从古籍、壁画、出土文物，到瑟弦、瑟码、瑟身，我们把复原、复制古瑟的依据和过程，里里外外给观众讲了个遍。”

“只会演奏可不中！ ② ，人家才服气。”袁佳音几乎参与了华夏古乐团的历次出国展演。“古乐器、古乐曲本来就容易引来大家的兴趣和疑问。”袁佳音说，如果只会演奏，不了解源头、流变、制作和创作等相关知识，很容易被人问住。

“博物院本身就是研究机构， ③ 。我们复原、演奏的古乐器、古乐曲，必须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马萧林说，古乐团的每个人既是演奏者，也是研究人员，“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学者型演奏家。”

“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播，互联网慢慢成了我们的又一块主阵地。”马萧林说，古乐团一直都有创新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