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茶，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等尚无新的发现以前，还不能提供出具体的年代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开始有茶起，直到战国时代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茶的地方还仅限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当然，在这个期间内，西南地区中巴蜀一带的茶，曾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到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起，战事频繁，茶才由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经由水路和陆路先后传入后来的产茶地区。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药用时期，因此，《六之饮》[注]中把晏婴所处的春秋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以前的周公时代，并上溯到神农氏时代，都作为茶的饮用时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根据，是神农氏撰有《食经》，其中曾提到饮茶。实际上，古代人往往汇录议论性质相关的文字成书，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与此议论相称的古人题名，由于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创始者，所以就把《食经》托为神农氏所撰。陆羽据此而把神农氏说成是饮茶的创始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以后的两晋时代，《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摘编自吴觉农《茶经述评》）

材料二：

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都十分落后，因此僧侣求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文化的传播。我国茶文化依赖这种人际传播形式，在日本、朝鲜等邻邦得到了普及，而这些国家也则通过将我国茶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另外，人口迁移在我国茶文化传播中也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内传播来看，西晋迁都导致茶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展现出了人口迁移在茶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外传播来看，广州、福建等茶文化发展繁盛的地区所出现的劳动力输出等现象，也推动着我国茶文化向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茶专著、茶文学的流通，则在我国茶文化的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中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陆羽所创作的《茶经》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典籍，不仅在我国国内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的《茶经》仍旧在中外茶文化交流中持续做出着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茶文化爱好者也在对我国茶文化做出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创作专著的形式推动着我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如日本荣西法师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创作了《吃茶养生记》这一日本第一部与茶文化相关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日本社会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彰显出了重要价值。

事实上，当茶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时，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区域传播就已经出现。从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来看，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区域传播途径包括汉朝时期出现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出现的茶马古道。基于这种形式的茶文化传播，让我国茶叶与茶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且在我国茶文化向西方国家、东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摘编自栾著《浅谈茶文化的传播途径及历史演变过程》）

家和万事兴

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不仅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基本物质保障，而且也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重要环境。人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家庭的幸福。因此，家庭是生命的摇篮、情感的港湾、文明的载体。中华文化强调人伦之道，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勤妇俭等，这些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对维护家庭关系、家庭模式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所谓“肥”，即健康、和谐、融洽之意。在我国先贤看来，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责任，所有角色互相配合才能成为团结协作的整体。当然，家庭之中难免有矛盾，这就需要协调。协调得好，大家都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发展事业、发家致富，培养子女健康成长，这就是“家和万事兴”。

家庭关系的重要协调和保障机制之一是孝道。“百善孝为先”，孝道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得到普遍奉行。由孝道形成的浓厚的家族亲情，对家庭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把“孝”的准则诉诸报恩的情理。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懂得报恩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必备品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华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像宗教那样通过教堂而主要通过家庭来培育这种品质。“立爱自亲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从报父母养育之恩开始，再推广到报师长教导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亲情之爱犹如投进湖里的石子，荡开的层层涟漪由近及远。传统的孝道还要求子孙继承祖辈的志向、理想及其崇高事业，弘扬祖辈进取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这是家族乃至民族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重要精神纽带。

家庭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协调和保障机制是夫妇之道。夫妇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对待另一方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准。历史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在汉唐时并不明显，宋朝以后比较严重，这当然是需要批判的。但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有许多忠于爱情、富不易妻的真君子。如东汉时期的宋弘，不娶皇族之女，不休患难之妻，“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成为千古佳话。汉代隐士梁鸿与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这些事例对今天的中国人仍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没有稳定、和谐的夫妇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定、和谐的家庭。对传统夫妇之道进行合理扬弃，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