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88年，我国进行了第六轮行政体制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重大命题，首次进行了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改革，为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做了有益的探索。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撤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销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销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等。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部委内司局机构减少20%，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摘编自刘辉、张国彪《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历史沿革》

材料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行政管理机构出现了第三次大膨胀，部级单位由列宁时期的13个增加到107个，正副职高级领导人就有800多个。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为了实现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根本改革”和“加速发展”的战略，他提出要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由经营控制型转向调节服务型，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求大幅度精简管理机构，明确划分各管理机关之间的职权，取消多余的环节，消除各种管理机关工作中的重复与平行现象，提高管理的技术装备率，广泛使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如把六个与农业有关的部委合并成国家农工委员会，成立部长会议机器制造局，统筹协调十一个机器制造部的工作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新领导在大幅度更新干部队伍的同时，在机构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子。然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刚一拉开就很快被扼杀了。

——摘编自童威《论苏联行政管理机构的三次大膨胀》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与苏联体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与苏联体制改革的共同点，并谈谈你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拉开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步伐。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恶意封锁,把落后的农业大国迅速建设成为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现代化水平的工业经济的新中国,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此时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落实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工业项目,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装备和改造重工业,既加强国防建设,又增加各种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摘编自钱津（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材料二   1978年以后,党和国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成功方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调整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规避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与高能耗等问题。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统筹兼顾,处理好工业化建设与其他相关产业之间的重要关系。飞速发展的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蜕变为制造业大国。

——捕编自徐坤、王智《新中国七十年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材料一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不久，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罗斯福说：“您已经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委托人。”1935年，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跟千百种障碍做不断的斗争，在英勇而秩序井然的高潮中，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摘编自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解说词

材料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苏两国重要转型期，如何推进现代化进程是中、苏两党两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中国构筑了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政治现代化模式。苏联则在经济改革尚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以上层政治改革为基本取向，用激进的改革方式和全方位的改革策略强行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动荡的政治、经济秩序，引发了苏共领导权的丧失和国家的崩溃，致使国家走向解体。中苏两国改革进程突现出了强烈的现代化取向，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摘自钟鸣《20世纪80年代中苏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分析》

材料一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环境保护立法，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但由于有诸法合体的立法传统，环境保护立法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典，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大多存在于律例、诏令、禁令之中。大禹曾有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害，以成鱼鉴之长。”秦朝颁布的《秦律》中《田律》规定：“春三月，母敢伐林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汉代环境保护立法基本延续了先秦时期的立法模式，文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发展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林木、动物、水资源的思想，是对先秦以来以时养禁、用养结合的生态观的继承。唐宋两朝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注重环境资源的保护，主要以诏令形式进行保护，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力度也更大。元代统治者在环保立法上更侧重调整人与草原、生物之间关系。明清时期，环保立法继承汉唐又有所发展，环境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由于人口剧增，传统立法已无法适应明清现实状况，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摘编自程瑜《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及其分析》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为此欧洲国家纷纷进行了相关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到19世纪，英国将防治大气污染的理念正式提上议案，1863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工业发展环境法》，限制制碱行业的排放量。1906年又进一步完善《工业发展环境法》，对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行业进行分类，控制有害气体的排放。1955年全世界第一部有关空气污染的法案《清洁空气法案》在英国正式生效，不仅对工业废气排放进行管控，更对家庭排放的废气进行严格的限制。

德、法两国在二战结束后纷纷制定了许多环保法律，德国颁布了《水政法》《原子能法》等多部保护环境法规，法国在50年代以后也制定了诸如《大气与气味污染法》《废弃物与资源回收法》等环保法律，1996年颁布的《空气和能源合作利用法》，更是成为了法国防治空气污染的一项里程碑式法案。

——摘编自韩秀《欧洲工业化以来的环境危机与治理研究》

材料一 （先秦）一些最原始的，也是最基础的保护自然的思想，比如：由“网开一面”……“屠钓之禁”……。秦以后，……其思想核心就是“天人合一”，根据“天人合一”产生的春夏不执行死刑的制度，更是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到了隋唐时期，“不杀生”的理念对当时的环境立法和资源保护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基本上来说，人口的增加对环境的破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不是起主要作用，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层面的提高才是决定环保效果如何的主要判定标准。同时，环境立法以及环境保护机构的完善和确立都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不可偏废。

———冯文娟《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

材料二   终于使1858年作为“大恶臭”年而留在了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英国在 1 9 世纪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人们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偏爱地方管理，对中央权威比较反感。……使得河流污染这类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解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政府下决心全面治理泰晤士河。……政府通过立法，先后制定了《河流法》（1951, 1961）、《水资源法》（1963）、《水法》（1973）、《污染控制法》（1974）等。这一时期，英国水资源经历了从地方分散管理到流域统一管理的历史演变。……更为关键的是，泰晤士河管理局有专门的研究部门，20%的雇员从事研究工作，可以研究和随时处置种种紧急问题。在河水治理的过程中，管理局积极发展和协调与各个部门以及公众的合作关系。……污水处理厂还对市民进行积极的宣传工作.……如今，泰晤士河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流经首都城市的水质最好的河流。

———梅雪芹《“泰晤士老爹”的落魄与新生》

材料三   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丽中国”建设蓝图：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特别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材料一：法国是一个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变的比较晚的国家。由自下而上的政治现代化先行而启动了法国的现代化，促使法国经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突破口是交通运输的变革。交通的巨大变革打破了农村内部的孤立和城乡之间的隔离，统一的国内市场，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在二战以后才得以最终实现，政府推动土地适度集中，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重视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农村与城市交融，传统农民转化为现代人，法国才最终实现了现代化。

——摘编自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在短时期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最大的弊病是城市里的现代工业与农村里的传统农业同时共存，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阻滞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使农民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先后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形成了以土地资源带动农村工业化的新模式，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

——摘编自陆学艺《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

材料一 1860年前后，英国经济达到鼎盛时期，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联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潜能的40~ 45%，欧洲工业生产潜能的55—60%。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材料二 计划经济国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背景下才开始工业化进程，走了一条由国家计划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过分追求高速度、...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缺陷和不足，以信息化带动，力求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和政府导向、市场推动型的工业化道路。

——向琳(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材料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宣布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紧运行（注：大意是指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加速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为了与这种经济紧运行和逐步单一的公有制相适应，在管理体制方面，也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计划经济。到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生产要素市场基本消亡，产品市场也在国家的计划控制之下，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的计划经济体制。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

材料二：1978年安徽省发生特大旱灾，山南区干部群众商议的办法是“借地”给村民，每人借，谁种谁收，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改革大幕拉开之时，邓小平也在不断思考：城市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应该选择在哪里？他想划出一块不大的地方为改革开放探路。但是直到90年代初，改革并没有从体制层面触动“计划”二字。

——顾亚奇等《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

材料三：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先导，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这堪称中国新时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在地理区域上进一步开放。到2001年12月，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萧国亮、隋福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简表（部分）

——据吴恩远等《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整理

【推荐2】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社会制度的作用实际上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拉动效应，而另一种则是滞后效应。……拉动效应主要是指社会制度有利于先进的生产方式替代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滞后效应则与之相反，主要指的是社会制度不利于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

摘编自李楠《小农经济结构变迁与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摧毁了中国自身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瓦解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

材料三：浙江省温州地区三个重要年份的农业生产发展状况

摘自《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94年12月）》

（1）结合材料一，指出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社会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哪种效应。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这一效应的制度因素。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自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哪些变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以上两个重要年份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背景。

材料一   在我国（早期）封建城市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春秋对筑城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大小诸侯国国都都是政治中心，都需筑城……第二，各国纷争中需要在战略要地筑城……第三，统治者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地方筑城……封建社会的城市商业是在这些旧域的基础上发展繁荣起来的。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材料二   南京（今河南商丘附近）去汴河五里，河坝（畔），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国初”指北宋初年），官府罕至，舟车盼聚，四方商贾孔道（交通要道）也。其盛非宋州可比。

——（北宋）王巩固《闻见近录》

材料三   

材料四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封建城市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方向发展。1921年中国第一个市政厅——广州市政厅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化非常缓慢。（到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10.6%。

——马春辉《中国城市化问题论纲》

材料五   1949年之后的2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0.64％增长到18％，仅仅增长了7.36％。1978—1986年，城市化率从17.6％上升到24.5％。到2001年，城市化率上升到37.37％。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