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然公开对立的东西方世界先后展开过两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援助计划，一个是1948年到1952年，美国为欧洲重建所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另一个便是1953年开始的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建设，它们都不出预料地达到了振兴经济的目的，不过却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1977年6月，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对于招生制度要不要改革与怎么改的问题，会上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提出应按照1972年周恩来提出的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意见，恢复高考录取制度，允许选拔一些高中生直接升大学。会议没有接受这些意见，最后还是决定维持现行的招生办法，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小的修补，招收占总人数2%～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黄如军：《伟大的转折：1978年的中国》

材料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纪委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宣传教育室基础上组建了宣传部。中纪委宣传系统把多个部门整合起来，一起在反腐宣传工作上发力。中纪委的网站点击量一直非常高。根据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网站点击量超过9.7亿次，最高一天超过600万次。据此，解放军报评论认为：“反腐似乎进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

——据习骅：《中国历史的教训》改编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1.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2.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百分之十所得税。3.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4.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5.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百分之十利息。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它认为当时实物剥削量占农民总收入三分之二，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七分之一，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五分之四。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认为：“清朝强盛时期的行政效率要高于明朝”

在商代，本族即所谓内服，臣服于自己的其他部落氏族即所谓外服。内服由商王直接管理，在中央政权下设“百姓”从事基层性的管理事务；外服则分封原部落或氏族的首领，由其自行管理。如商代时在西方分封姬周，就是外服的分封之例。当时，商王室在本族内服的统治还较为严谨，但外服诸侯与中央的关系则十分松散。一般来说，外服官对于商王室，只承担缴纳贡赋、随王出征、祭奉商祖这几种义务，商王则有保护外服诸侯的责任。至于外服区域内的政治、行政与管理，商王不加干涉

——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材料   邓宝珊(1894-1968)，名瑜，以字行，甘肃天水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早年父母双亡的他，15岁戎马从军，在辛亥革命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且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随后参加了华山聚义、三原起义，一直战斗在陕西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第一线。国民革命时期，参加了西安解围、中原大战，后入甘理政，一直活跃在中国西北的政治和军事舞台的中央。八年抗战驻榆期间，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解放战争中反对内战，促成北平、绥远和榆林的和平解放，被称为“和平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主政甘肃，勤政爱民，成绩卓著，被称为“甘肃人民的好省长”。

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1978—2012年的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的走向成熟时期。其中，每个大的发展阶段又可根据其阶段性特征，具体划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

——据马敏《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据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