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 B.国家重视社会保障的落实 |
C.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 D.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朝代 | 年份 | 发生次数 | 旱 | 水 | 蝗虫 | 地震 | 歉饥 | 霜雪 | 雨雹 | 疫 | 风 | 地沸 |
周 | 825 | 89 | 30 | 16 | 13 | 9 | 8 | 7 | 5 | - | - | - |
秦汉 | 441 | 375 | 81 | 76 | 50 | 68 | 14 | 9 | 35 | 13 | 23 | - |
三国两晋 | 200 | 304 | 60 | 56 | 14 | 53 | 13 | 2 | 35 | 17 | 54 | 2 |
南北朝 | 169 | 315 | 77 | 77 | 17 | 40 | 16 | 20 | 18 | 17 | 33 | - |
隋 | 37 | 22 | 9 | 5 | 1 | 3 | 1 | - | - | 1 | 2 | - |
唐 | 289 | 493 | 129 | 115 | 34 | 52 | 24 | 27 | 37 | 16 | 63 | - |
五代 | 53 | 51 | 26 | 11 | 6 | 3 | - | - | 3 | - | 2 | - |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发生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姚崇治蝗”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A.深度融合了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 | B.从实物借贷形式发展为货币信贷 |
C.是具有社会救济性质的免息借贷 | D.彻底地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
A.粮食远途贸易的规模大 | B.社会救济已能跨区域动员 |
C.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加快 | D.粮食储备依赖于江南地区 |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开展扶贫工作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时代意义。
材料 为了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投入精准扶贫的历史洪流。下表为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亚当·斯密《国富论》 | |
贫困发生的原因 | 基于对财产外在化形式金钱的追求,资本家必然会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成果。这种剥削的劳工关系,为富人创造了财富,而为穷人生产了赤贫;为富人建造了宫殿,而为穷人制造了贫民窟。 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 劳资双方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劳动者想提高自己的工资,另一方面雇主则想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而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这种博弈中,雇主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劳动者工资被压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贫困的出现。 |
解决贫困的方案 | 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让剥夺者被剥夺,才能破除无产阶级的堕落、贫困的根源。 | 国民财富的增殖与积累会创造就业和劳动需求,拉动劳动工资增长,从而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摆脱贫困,而增加国民财富的最佳手段就是市场。 |
A.卫生防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B.社会保障体系做到了无缝覆盖 |
C.医疗卫生的发展促使人民更加健康 | D.自然科学新技术在临床广泛使用 |
材料一 士绅阶层源远流长,但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成为一个群体,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明清士绅阶层鼓舞民众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修建农业灌溉设施;带领乡民开山架桥,修建道路,并定期修整维护道路;躬体力行,传授经典,传播传统道德信条。每逢粮食歉收、灾荒年份、乡民生活窘困之时,士绅阶层筹资筹粮,开设粥棚,赈济乡民。士绅阶层带领乡村民众制定乡规民俗,对地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士绅阶层有时候还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无情地剥削乡里民众,强迫民众为其劳动服务。在调解处理乡民诉讼纠纷时,士绅阶层有时也会因为收受贿赂,导致调解判罚的偏颇。
——摘编自李富豪、罗运胜《论明清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当今乡村振兴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2021年9月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并分析其不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乡村振兴的认识。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