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材料   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进至“文胜于质”,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伸尼夫子称颂西周为“郁都乎文哉”,绝不为过。今日看来西周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辨。此类政制均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集权与分权乃是一切国家权力统治必难避开的两极，相反而相成，犹如广阔光系的两极。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仅执其一端，必偏执僵硬而丧失生机活力。以此言之，“那县”与“封建”所包含的政治学意义，细究其潜在的权力资源，远远超越我们看到的具体历史，它具有更复杂、更值得研讨的许多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