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桑弘羊）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摘自汉朝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六年，郡守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万历三年，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十七年中丞周案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经自变量有限，而愿贩者多，增到百一十引矣。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材料一   河西水源丰沛，土地肥沃，雄吴、险津环峙，是屏蔽吴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西进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本地人口不多，且驻军花费巨大，武帝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封二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敦煌以东的西北地区不仅设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其下设乡、里、亭等基层组织，还设专职都尉“主屯田殖谷”。到西汉末年，加上屯田的士卒，整个河西约有40万人。《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摘编自刘玉球《汉代入迁河西地区移民研究》等

材料二   人口流动贯穿于明代始终，全国范围持续不断的自发的人口迁移，在明中叶形成高潮，而有组织的大移民则再未出现过。灾荒、过重的徭役负担、人地矛盾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流动人口的持续和大量出现，政府起初努力制止流动的发生，而在事实上无法控制流动发生后，采取了顺应形势的人口管理政策——附籍，即允许流动人口在所在地区安插落户，并在当地承担国家赋役。明代中期流出原籍的民众仍以从事农业为主，晚明则不同，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带来分工的细化，农业依然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更多的是从事其他行业。离开农业的人有做乡绅家人者，有给官府做事打工者，有从事手工业、商业者，还有就是行走于江湖的游民。同时，政府社会控制的放松，也令人们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摘编自张兆裕《对明代人口流动的若干认识》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