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的时候，几乎任何一个新教教派的出现，都要依靠刀剑来求生存，都要通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不同的教派之间经常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况，互相之间视同仇敌，不共戴天。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尤其存在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各类新教派之间，同样也是相互指责，甚至诉诸武力。 因此，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各教派之间的偏见和仇恨，彼此都缺乏宽容精神，从而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到了16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德意志北部的诸侯和北欧诸国基本上都改信了路德教，英国确立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瑞士、荷兰等地成为加尔文教的天下，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封建贵族们也信奉了加尔文教。

——摘编自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材料二   1648年战争的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对宗教问题的规定是，以1555年的协定为基础确定教派的法定状况和占有条件；皇帝和帝国被取消充当宗教事务的仲裁当局；重申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等等。和约的规定把教派运动固定在已经达到的状况，反映了缔约者尽可能把宗教争执从政治事务中排除出去的努力。17世纪40年代后，宗教宽容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宗教之间无休止的辩论和战争，科技发展和经济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宗教观念淡化；更多的宗教派别由宗教迫害转向宗教宽容，如英国清教和安立甘宗的和解。

——摘编自刘晓飞《浅析16—17世纪宗教宽容在西欧的发展》

材料三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理性宗教的思想进一步推向深入。他们将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人类生活幸福作为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而宗教理性即是推动信徒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上述目标，自觉摒除宗教蒙昧、狂热、专制等阻碍人类进步的因素。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