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如杜威所说：“在教育文献里，人文主义通常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它表明一种突出的理智倾向，这种倾向标志着在15和16世纪出现的知识复兴。”这种“突出的理智倾向”，开始时是由笛卡尔、弗朗西斯·培根、拉伯雷和夸美纽斯等确立的。笛卡尔主张人是能思考的主体，人因其思维运动而确证自己的存在，他说“我的灵魂，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培根强调理智的经验主义取向，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念，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而拉伯雷“无疑是第一个把科学列入值得人类思考的首列学科的人”，当然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夸美纽斯则提出了“泛智思想”，主张“将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摘编自夏剑《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后人类时代的教育学之思》

材料   有人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互相对立的学说，在中世纪，宗教是扼杀科学的最大敌人，现代社会科学是破除迷信与宗教的最好的锐利武器，宗教是落后势力的典型。也有人认为宗教是科学的前身，科学是从宗教里面发展而来的，所以宗教往前一步就成为科学。近代初期的科学家大多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如哥白尼、开普勒、布鲁诺等，或具有神学背景，如伽利略等。

——摘编自蒋四清《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吗？》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一   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于17世纪的科学和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发扬和普及了培根、笛卡尔、贝尔和斯宾诺莎，特别是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它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观点和天赋权利哲学观念。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对传统抱有如此的怀疑态度，对人的理性和科学能力抱有如此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和谐性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如此深刻地受到文明进步和发展观念的浸染。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世界上从未发生过同样的革命。法国革命是整个革命时代变革最为激烈的一次革命。它以“现代社会”取代了“旧制度”，在革命最激烈的阶段，一切显得非常激进，以致此后一切革命运动都将这场革命视作自己的先驱。法国革命思想远远地传播到法国以外，它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和其他地方的政党与意识形态冲突的随后发展。革命还引起对社会改革、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暴力的性质与后果的激烈争论。在18世纪60年代到1848年的民主革命时期，或大西洋革命时期，法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甚至美国，如果没有法国的军事干涉，也难以从英国赢得那样明确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那般自由地建立新国家和制定新宪法。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