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一方面有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但同时又有着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在农村，村社依然存在，农民和土地被牢牢地束缚在村社里面，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也不可能随意迁居。1905年，不满足于现状的农民同工人运动一起，形成了席卷整个俄国的俄国革命。为了维持沙皇统治，斯托雷平进行了土地改革。斯托雷平主持解散了村社，实行份地私有制；在解散村社后，斯托雷平主持了对俄国的土地调整规划工作，鼓励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建立；最后斯托雷平政府通过了《关于实施1904年6月6日法令的章程》，鼓励居民向西伯利亚、中亚细亚、高加索一带移民。虽然斯托雷平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俄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但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

——摘编自张敏《浅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材料二   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货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定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1929年4月，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二五减租被以“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的理由暂时取消，二五减租宣告失败。

——摘编自杨天石《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把邽、冀直接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之内，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去主持政务。至商鞅变法时，秦国普行县制于秦国全境，共设了31个县。秦并天下后，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领土空前广阔，将郡县制推行至全国。秦朝以法治国，大量任用并重用法家人士，作为法家重要人物的李斯希望强化君主专制，强调严刑峻法，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李斯个人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

——摘编自《中国郡县制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等

材料二   1869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版籍奉还”令，版籍奉还，就是要诸侯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虽然归还了，但藩主仍是藩的行政长官，而且藩主仍旧控制着征税和军令的权利。1871年8月，岩仓具视等人调集一万御亲兵于东京，进行武力威慑，召集56藩的原藩主到东京，当面宣布了废藩置县诏书，并表示他们必须强制在东京居住，领取国家俸禄。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明治政府先后废除620多个藩地，共设三府七十二县，县知事由日本中央政府任命。虽废藩置县，但长州藩、萨摩藩、肥前藩、土佐藩，这四大藩帮的藩主依旧有着极高的政治话语权。

——摘编自《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废藩置县》等

材料一   独立战争爆发前，很多文学作品都表达了北美殖民地的民主风气，并号召民众要与英国殖民者和自身的保守思想作斗争，认为人人生来自由、平等与独立。北美的工业品与宗主国商品竞争加剧，英国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北美工业发展的政策。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各殖民地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这个基础上便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因此，到18世纪中叶，美利坚民族逐渐形成。

——摘编自赵登明《简明中外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俄国政府允许资产阶级购买农奴或把农奴无偿拨给他人，这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廉价劳动力，俄国政府通过高关税政策保护俄国工业，以及通过广泛的加工订货，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大发其财。列宁说：进步的贵族军官“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同欧洲的民主思想相接触而被传染”。战后，当十二月党人已建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并提出进行政变任务的时候，他们就更加重视西欧的革命思想。十月革命党人起义前，“谁也不相信正是在彼得堡的中心，有可能爆发攻击沙皇专制制度的巨大政治起义”；起义后，“俄国人民在睡梦中惊醒”，一批秘密革命小组出现了，“作为反抗现存制度斗争的一种表现艺术，它也和文学一样，逐渐成为现实主义的艺术”。

——摘编自姜德昌《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历史背景》

材料   自1853年黑船来袭后，列强接踵而至，日本的主权遭到破坏。因此，明治维新后，走向近代化的日本便着手修改不平等条约。但整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努力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1879年井上馨就任外务卿，他认为若日本想实现修改条约，则必先成为亚洲的“欧化新帝国”。为博取列强的好感，日本政府于1881年开始在东京建造具有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鹿鸣馆。政府经常在此举办一些欧式娱乐活动以取悦列强，从而掀起了史称“鹿鸣馆时代”的席卷全国的欧化风潮。这类活动将政府欧化表演推向高潮，从生活习惯、服饰的欧化，到戏剧、美术等文艺方而的欧化改良，甚至出现了语言拉丁化、改良人种的主张。……文明开化基本限手东京等大城市，而在农村，一眼望去仍然是江户时代的风景。1887年7月末，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改约交涉无限延期。国内抗议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当年9月，井上馨辞职，鹿鸣馆外交宣告破产。

——摘编自张国义《论鹿鸣馆时代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