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制度变革中的制度内容与制度形式的关系状态，即制度内容与制度形式的“变”与“不变”，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制度变革模式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范式：第一种模式是原来的制度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原有制度行使的职能和程序在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模式可称之谓“新瓶装旧酒”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原有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内容被新的制度和形式所取代，可称之为“新瓶装新酒”；第三种模式是传统的制度形式得以保留，但制度内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旧瓶装新酒”模式。

——摘编自叶剑锋《制度形式与内容的“变”与“不变”》

材料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行严格的世袭身份制度。为了破除陋习，使所有人都能“各遂其志”和“大展经纶”，明治政府决定废除旧的等级身份制度。1869年，随着废藩置县的推进，废除了前藩主和旧朝廷贵族的封号，改称“华族”，原来的武士阶层改称“士族”，农工商及贱民一律称为“平民”。在随后的几年里，新政权逐步削弱华族和士族的封建特权，放开各阶层迁徙、通婚、职业选择等自由。身份制改革后，长期处于被压抑地位的平民成为新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日本也理论上成为一个平等国家。但是面对武士不满改革挑起叛乱、民权运动涌动等局面，明治政府仍保留华族作为“皇室藩屏”，直到二战以后，才彻底取消了华族特权。

——据【美】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等

材料一 洋务派“借法”30多年，共兴办了60个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总计投入经费约5300万两。其中军事工业21个，创办及历年增添设备经费约1500万两，其他近代企业39个，投资3700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投资不及200万两，这样的数字不仅根本无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即使起步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截止1892年的25年中，最后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计资本2.89亿余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1100余万日元，约合中国银两700多万两。

——摘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

材料二 归根结底，明治维新是一次文化革命，这种革命会创造很多，但不可避免也会毁掉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许是让日本跨入文明大国行列的无害的工具，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标准难免缺失。人们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来牺牲自我、创造财富，整个体系是单向的——从上到下——统治者和官僚的愿望传达给了广大人民，富人的愿望传达给了穷人，而那些下层人民的愿望则没有向上表达的途径。

——摘编自（美）约翰芬·德林《世界大历史1799-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