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观攲室《“量以载道”——度量衡的历史》

材料一：东南亚沿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 目前，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共20余处遗址出土了汉朝文物，这些汉朝文物的出土，再现了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历史图景，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西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环绕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航行，并沟通印度的。到了东汉，其走向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专古专家解读：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如何沿海上丝路走向世界》

材料二：明朝永乐年间，海内升平日久，国运昌隆，明帝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成祖更倾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于是明成祖决定，令庞大的中国船队驶出国门，活跃在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向世界显示中国作为航海大国的强大实力。下西洋前期，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主要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为“重振已坠之国威”而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及更远地方，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没到达过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在后期航海中，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