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晋书，王彪之传》谈到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疲肄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擂预防疫病的知识。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政府曾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乡村巡视。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庚子国变”后，各类瘟疫流行，导致中国秩序更加混乱。许多官员用西医理念实施防疫，效仿西方设立卫生局，“专司防疫清沽事宜”“派员检疫”安置隔离染疫人员。袁世凯在大法设立防疫院，对所有入港船只实施检疫，聘请中外医生（含女医生）和旧医官共同参与，对入港船只，不论华洋，都要强制检疫，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即隔离诊治。经数月努力，防疫取得成功。

——摘编自谷永清、张海林《试论清末“新政”中的卫生防疫事业—以北洋地区为例》

材料三   1953年1月，政务院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卫生部先后颁布《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我国推行计划免疫，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了医疗卫生知识，增强了人民群众治病防病的观念。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