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1787年宪法，对文官的选用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乔治·华盛顿总统侧重于名望和门第，强调良好的出身与教养。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两位总统任职期间，则注重“才气”，即是否受过大学教育。于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政府官职就掌握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高贵的门第、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及其亲信手中，人称“绅士政府”时期。这些“绅士”们一旦被委以官职，就相当稳定，一般不被更换。但是，随着两党政治在美国的出现，“政党分肥制”已初见端倪。

——摘编自【美】桑迪·梅塞尔《美国政党与选举》

材料二   美国现代文官制建立和完善的历程，经过了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1883年制定的《彭德尔顿文官法》，在自由竞争思想的指导下，将竞争机制引入文官的选拔录用，旨在解决国家机构的政治腐败和文官的道德沦丧问题。第二次是1923年的改革，颁布《文官分类法》，在科学管理学派理论的指导下，解决文官的分类管理问题。第三次是1978年的改革，颁布《文官制度改革法》，在行为科学派理论的指导下，完善文官的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以解决调动文官的积极性问题。

——摘编自楚树龙、唐娜《美国文官制度评介》

材料   20世纪70年代以来，荷兰为消解“福利国家”所导致的财政负担，以及政府人力成本增加的不利局面，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渐进式行政现代化改革道路。为解决高级文官久任及其效能低下问题，荷兰逐步放弃“委任制、选任制”，实行“任期制”，并借助弹性化人事契约制度来促进岗位流动。同时，荷兰高级文官的选拔采用“内升与外补”的“开门竞争”方式，以职能管理中建立起来的核心能力为选任标准，综合运用人才档案库、现代人事测评技术和猎头顾问等手段实现人职匹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与私营部门进行的人才竞争，荷兰借高级文官制度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目前，荷兰的高级文官制度，己逐步在传统的精英育选方式和市场化的开放竞争性的育选方式中找到了平衡，它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公务员的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罗田野《荷兰高级文官选任机制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与行政的关系是由混淆到分离，并逐步独立。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独立性也越来越大。汉代，监察机构的监察范围主要限于中央官员和地方州郡长吏，且只能上奏或呈报丞相、州部长吏查处，无权自行处置。但是，到了明代，监察机关权力高度膨胀，无所不察、无人不纠。……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汉惠帝制定《御史巡察诸郡九条》，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专门监察法规。清代更加重视监察立法，光绪删定的《钦定台规》，是我国古代监察法中最系统的一部监察法规。……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或定期的巡按制。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西方国家行政监督体制最初是伴随着资产阶级为限制皇权而建立的新宪政体制——议会制开始的。利益集团的广泛存在本身就是对政府政策或行为的一种监督和制约。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又和社会中存在的反对党或在野党紧密联系。各党派之间的相互攻讦也是近年来西方国家重要的监督方式。美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总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互监督、制衡的权力架构，首先就是针对总统而设的、防止总统成为皇帝的机制，这种分权机制对总统权力的制约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西方各国历来都注重有关行政监督的法制建设，如美国的《涉外贿赂法》，德国的《联邦官员法》《纪律惩戒法》，英国的《防止贪污法》《文官守则》等。在西方，舆论监督作为监督的方式之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被称为“政府第四部门”的新闻媒体。许多西方国家在建立了有形的监督网络后，又在行政人员的内心设置了一道无形的道德防线，加强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