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管理下，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渠道更加通畅，对民族分裂势力及外来侵略的抵御和抗击更加有力。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天下一统”的思想，各民族特别是建立过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的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政策包容性比较突出，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历史上的移民开发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交融，对开拓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王欢、于连锐、孟静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因素》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内容非常丰富。如孔子倡导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王制》中记载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些主张不仅为解决当时民族问题提供智慧，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