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晚期，英国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辅之以教会、行会及零散救济养老。在近代早期，伴随人口倍增、贫困程度加深，社会环境巨变，英国养老模式发生了变化。教会养老模式收缩，政府改自由放任为积极参与，采取立法、增加财政支出、强征济贫税、建立慈善院等多种措施解决养老问题，在养老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同时，私人慈善、民间经济组织也参与到养老中来，英国养老模式由宗教性向社会性蜕变。转型后的养老模式卓有成效，老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平均寿命增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政府养老措施大多为托底型的最低标准，难以顾及老年人的感受。

——摘编自《英国近代早期的老人生活问题与养老模式》

材料二   1979年，英国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鼓励福利混合经济发展，强调国家角色的缩小与个人自由及责任的扩大，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给，政府致力于减少居住性照顾，引入私营部门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社区照顾服务成为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养老服务提供者与老年人共同商榷，以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心，凸显老年人的权益。

——《从消费主义到民主主义：英国养老服务的理念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一   1619年，弗吉尼亚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标志着北美殖民地自治生活的开始。美国地方自治的源头要比公共权力的源头更为久远。殖民生活伊始，自治便是殖民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并成为美国地方自治的最初面貌。后来，随着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和税收盘剥，自治变成了殖民地居民的一种价值诉求。这种地方政府先于联邦政府的情况与殖民时期移民们的生活现实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此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通过代议制议会先后选举产生了殖民地政府，而代议制议会也变成了殖民地居民自治的具体方式，可使殖民地更像母国。随着联邦制的确立，地方自治最终以制度的形式成为美利坚的一种制度安排。

——摘编自施峰矫《美国地方自治的起源和基础》

材料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就筹划将保甲制度与舶来的地方自治熔为一炉，使其既能适应于中国乡村社会，又能顺应基层政制近代化发展的需要。1936年5月，蒋介石在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推出了“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地方自治方案，并在同年8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厘定了相关法规原则，决定纳保甲于自治之中。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新县制，这标志着保甲与自治在法理上的融合。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及1941年8月公布的《乡（镇）组织条例》，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

——摘编自柳德军《保甲与自治视域下民国基层政制近代化转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