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很有可能是商文化的历史遗存 | B.反映了戎狄蛮夷华夏认同观念 |
C.体现当时人们对龙的图腾崇拜 | D.实证了统一封建制国家的存在 |
A.兼容并蓄 | B.多元一体 | C.和谐共存 | D.天人合一 |
材料一 1929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玉石器,1986年对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进行发掘,出土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文物一千余件。三星堆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是一个拥有青铜器、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文明;其城址规模很大,表明三星堆已步入国家门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掘了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像等在黄河流域鲜见,也与埃及、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判然有别。青铜器显现出以尊为首,与罍、瓿、盘形成组合的礼器系列。其器形虽然明显仿效中原商文化风格,其组合却有别于鼎、爵、觚、斝的商文化系列而凸显民族和地域文化特征。青铜神像、神树等带有神异色彩的器物,表明这个古蜀王国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神权、政权一体化的系统。
——摘编自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七十年》等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文化的传播或分支;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虽然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学习和吸纳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
从材料二中选择一种观点,或者自拟观点,运用材料一提供的信息及所学,对其进行论证。
A.史料的多元性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 B.文献史料由于其主观性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
C.历史研究需要实物史料佐证才具有科学性 | D.科学地进行考古研究一定能证明夏朝存在 |
A.积极推行屯田政策 | B.在边疆实行郡县制 |
C.设置卫所管理西域 | D.与外界的交往扩大 |
A.独特的地域文化 | B.多元并存的早期文明 |
C.先进的陶瓷技术 | D.史前社会的先民生活 |
A.图像比文献记载更可靠 | B.西周重视天文观测 |
C.文物与文献可相互印证 | D.楚国制漆工艺精湛 |
A.辉煌的黄河文明 | B.悠远的甲骨文字 |
C.锐利的古代兵器 | D.发达的原始农业 |
A.古蜀文明领先中原 | B.夏商直接管理古蜀 |
C.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 D.古蜀黄金冶炼发达 |
材料一 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的青铜器文物(先秦至汉)一览表
名称 | 时代 | 名称 | 时代 |
后母戊鼎(商王祭祀其母戊所制,832.84千克) | 商 | 浙川出土铜禁(94.2千克) | 春秋 |
青铜神树(一号树高395厘米) |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64.28千克) | ||
子龙鼎(230千克) | 越王勾践剑(0.875千克) | ||
四羊方尊(34.5千克) | 铸客大铜鼎(400千克) | 战国 | |
龙纹兕觥(盛酒或饮酒器,5.9千克) | 曾侯乙编钟(134.8—2.4千克) | ||
大禾方鼎(12.85千克) | 曾侯乙青铜尊盘(约30千克) | ||
铜立人像(180千克) |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18.65千克) | ||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7.95千克) | 西周 | 中山王铁足铜鼎(60千克) | |
大盂鼎(153.5千克) | 商鞅方升(0.69千克) | ||
虢季子白盘(215.3千克) | 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6.25千克) | ||
晋侯苏钟(一套14件) | 铜车马 | 秦代 | |
大克(贵族名)鼎(201.5千克) | 齐王墓青铜方镜(56.5千克) | 西汉 | |
太保鼎(26千克) | 长信宫灯(15.85千克) | ||
墙盘(墙为纪念其先祖而作,12.45千克) | 铜屏风构件5件 | ||
淳化大鼎(226千克) | 诅盟场面贮贝器 | ||
何尊(名叫何的贵族所作祭器,14.6公斤) | 彩绘人物车马镜(1.46千克) | ||
天亡簋(盛食器,7.6千克) |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15.2千克) | ||
伯矩鬲(7.6千克) | 摇钱树(通高198厘米) | 东汉 | |
晋侯鸟尊(酒器,7.9千克) | 铜奔马(7.3千克) | ||
害夫(hú)簋(60千克) | |||
西周逨盘(18.5千克) |
——国家文物局于2002、2012、2013年发布
材料二 西汉主要手工业与资源分布情况
——据《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版)
材料能够反映先秦至秦汉青铜器的发展变化趋势,指出这些趋势并说明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