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国家的构建

材料一：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仍然选择法家的治理手段，对它囊括天下的组织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战争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其他社会力量于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结果，秦帝国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 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资海琼《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班固《汉书·武帝纪》

材料二：儒法国家，实际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帝国崩溃的根源在哪里？中国的儒法国家历史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一模式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它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的？

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动乱，亦或是佛教、伊斯兰教的冲击，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本土化或汉化的结局。同时，这一种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宋元明以来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仍然无法使得中国跨越出儒法秩序的枷锁。

材料三：韧性在汉语词典中意思是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也指顽强持久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同时，韧性也代表着一种经久不变、保守固定的性格。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的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④关于汉代诸子之学：近代学者吕思勉考察《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又根据《史记》《汉书》《三国志》探讨诸子百家在秦、汉传承，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人教社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材料   1866年，出使英俄的公使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针对“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指出“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曾纪泽谈到“中国先睡后醒”，但并未提到“睡狮”。

1899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动物谈》，提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梁启超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到20世纪初，“睡狮”、“醒狮”之说开始广为流行。1902年，蔡元培等组织明强学社，发表广告称：“今者欧美各国已由民族主义之熟达，而进于民族帝国主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说：“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1904年，《东方杂志》第一期封面图案，把雄狮的形象特征结合在了龙的形象上。

——据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