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推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统购统销制度，提高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至1985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对减贫扶贫做出巨大贡献。1986年，中央组建了专门的贫困治理机构，各级地方政府也随之成立扶贫机构。1994年通过划定贫困县缩小扶贫瞄准目标，使扶贫资源能够向贫困地区倾斜。1986—2000年，中央对贫困县投入专项资金累计达144.25亿元。到200年，贫困人口下降为46224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到2253.4元。2013年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方略，到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9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据刘伟，韩喜艳《建党百年来的中国扶贫：历程、机制与成效》等

人类日常饮料的由来

——摘编自【比】埃里克范豪特：《世界史导论》，沈贤元译

材料一   徽商除了通过单纯的售卖茶叶之外，也会通过创新开拓茶的饮用方式。日本荣西禅师在《吃茶养生记》中云：“黄山茶，养生之仙药也。”徽州本地的经济因茶而兴起。道光以前，徽商茶叶贸易在以面向北方的内销为主，外销的比例很小，而且几乎都是通过广州销往国外。徵州与广州途程在3000里以上，途中费时在两个月以上，旷日持久的长途贩运对茶叶这种讲究季节性的商品来说很不利。但徽商与外商交易，茶叶价格由徽商报出，获利极厚，徽州人称之为“发洋财”。在英国，东方茶成了身份的标志。时至今日，黄山的红碎茶依旧是英国经典的下午茶种类。

——摘编自赵驰《徽商与徽茶、茶文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徼商致富后，为荣宗光祖，除购置土地外，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大兴土木。徽州人充分利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特征，融传统风俗文化之精华，徽派建筑风格独特，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有诗赞云“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梦里水乡芳绿野，玉谪伯虎慰苏杭。”白色粉墙，便于吸收水汽，保持墙体干燥；基于阻挡火势需要，修建了高出屋面的马头山墙。白墙黑瓦，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如诗如画；以砖雕、木雕、石雕为装饰特色，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增加了建筑的美感。徽州古村落讲求聚族而居，以宗祠为中心，环围此中心营建民宅、园林、牌坊等，将浓郁的徽州文化与园林情调综合起来，这是纯粹的农业聚落所没有的，也正是徽商文化的产物。

——摘编自陈安生《试论徽派建筑形成的几个条件》

材料一   汉武帝时，在中央设立太学，地方设立郡（国）县学，以后历代都依例设立。太学里博士与博士弟子，是享受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在太学，教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定期考核，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唐时官学稳定发展，玄宗“敕天下昙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规定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经过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习。宋朝地方学校一般均有学田，作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一制度为后来元、明、清三朝所长期沿用。明洪武八年太祖“诏天下立社学”。《松江府志》记载：“……于是本府两县城市乡村皆设社学。”儿童进入社学，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也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以及习冠、婚、丧、祭之礼。洪武十五年颁禁例，不准生员参与国家政治，议论朝政得失。

——摘编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中世纪的欧洲，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社会对大批专业人员的需求，同时教会也需要补充教职人员，使得培养训练专业人员的教学机构一大学得以兴起，而每所大学都是模仿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中的一个建立起来的。以波伦亚大学为蓝本的大学，学生们自己组成社团。他们雇佣教师、支付教师薪水，如果教师玩忽职守或教学效果不佳，学生们可以予以罚款或解除其教职。以巴黎大学为样本的大学，学校由教师组成社团管理。它包括四种教职人员：艺术、神学、法律和医学。中世纪大学的经济收入有三种渠道，一是依靠学生的学费，其次是依靠教会的圣俸为生，最后是依靠世俗权力机构发给的薪水，不同的经济来源背后有着不同的责任。学生进入大学后花四年时间研究基础文科，即学习拉丁文法和修辞学，掌握逻辑规则。如果通过考试就可获得学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通常要花三四年时间研究教学、自然科学和哲学，还要阅读和评论标准的古典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位课程强调抽象分析，若要获得博士学位，则要接受更专门的训练。

——摘编自周谷平、张雁《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少数民族祖先很早就与中原政权有接触。魏晋政权对内迁少数民族采取安置政策。朝廷在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本族人民的同时，也设机构进行管辖。自汉以来，内迁民族就已经“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即内迁民族的百姓也作为编户齐民，而且在赋税上还有所优待。十六国和北朝政权大体都沿用魏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各民族百姓受治于相同的法律，在判罚上有贵族、平民的差别，并无民族差别。

材料二   3世纪，日耳曼人利用罗马帝国衰落的机会，陆续进入罗马帝国。罗马人视日耳曼人为蛮族，与他们结成单纯的军事同盟。蛮族在需要时提供军事帮助，罗马人按照约定提供钱物，双方各取所需，互不干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蛮族整体定居在帝国境内后，双方依然是两个独立的群体。蛮族首领实际上是独立的国王，蛮族只效忠于自己的国王。各日耳曼王国吸收罗马的一些体制，同时保持着自己的政治传统，地方基本自治，自主性很大。蛮族在罗马人帮助下编撰法典，多是原来习惯法的成文化。罗马人和蛮族人分别使用自己的法律，同罪不同罚。最终，蛮族入侵后的西方形成多族群并立的局面。

——摘编自刘家和、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等

材料一   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随着贵族地位而来的权力象征性的徽章与道具。青铜礼器上大量狰狞饿纹饰，为王公贵族附上莫须有的神力，成为王权的守护者……青铜礼器获得这等意义，是因为它们与贵族政治中的祖先崇拜祭仪有关，也因为它们是控制了大规模的技术与政治机构的人才能获得的珍贵物品。说到底，青铜器只与地位高贵的人相联合。

——摘编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到了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成熟……人们可以从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先秦青铜器上看到当时青铜冶炼技术所答的高超境界。商周时期还总结出一定合理性的青铜合金配比规律，即按照青铜器的不同用途，配置不同比例的青铜合金。

——摘编自金秋鹏、蒙古《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材料三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小至殷王的耳鸣、牙疼，大至年成、祭祀、征伐，无不以殷王或王室为中心，其他非卜辞的刻辞也是如此。因此，认定它是殷代王室的档案，是可信的。甲骨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实行郡县制，其乡里制度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隋朝建立伊始，其乡村治理制度是族、闾、保三级制。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乡村制度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自宋神宗熙宁年间，推行实行保甲制度直至清朝，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中央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

——摘编自唐鸣《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落，中国兴起了以中华平民教育会、乡村建设研究院、金陵大学等为代表的教育和学术团体，为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族自救”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乡村建设主要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一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尽管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带有一定的缺陷，但显示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路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