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期，家国同构。自秦汉而下，宗法活动以社会上层贵族为中心展开，魏晋门阀士族是其代表。至隋唐，贵族型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北宋时，“近世名门鲜克永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一些士大夫成为新宗族组织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带头呼吁，以尊祖睦宗为要旨，团结宗亲。其他社会阶层后来也开始效仿，慢慢地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宗族形态——“平民型宗族”。

——摘编自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

材料二   10～16世纪间，中世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地位和血统的执着是当时的标志之一、法定地位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身份标志，贵族观念是这一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但是，欧洲社会不断涌现出掌握新财富乃至实力的新贵，他们无法在既有的等级体制中找到容身之处，便向传统发起挑战。他们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形态、行会、传说和团体，使商人的社会身份拥有了新的定义。商人阶级的兴起几乎完全是城镇发展的结果，商人的出现与这一中世纪欧洲文明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密不可分。任何地区的领主都寻求城市的支持，以便对抗国王；而国王则争取市民的支持，借助他们的财力以打压势力过大的属臣，并因此向城镇授予特许状和特权。

——摘编自【英】J.M.罗伯茨《企鹅全球史·文明的分化》

材料一   在中世纪晚期，1300年前后，出现在修道院的一项发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带擒纵器的齿轮钟。当时的教士们有必要确定更为准确的时间，以便安排他们的祈祷与其他工作。但丁在1320年的《神曲》中就已经提到：“如同钟表里的许多齿轮，互相协调，各自转动。”

——摘编自[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

材料二   18世纪的欧洲人日益习惯于精确的时间。精确的时间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时间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部分人需要屈服。仆人、工人和雇工日益受到纪律限制，并不得不屈服于钟表（工作时间）对他们的控制。这当然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而18世纪的教育者们开始培养起的新一代人，却将这种外在强制力逐渐转化为自身的强制力。

——摘编自[英]大卫·梅森《近代欧洲200年》

材料三   时间测量技术的改善，对待时间的基本态度的重大变化——两者引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提速感。在一些领域，比如音乐（尤其是军乐进行曲），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这种变化。在18世纪早期，安哈尔特-德绍公国的利奥波德一世率先在军队操练中对齐步走作出了相关规定。当时德意志士兵每分钟需行进60步，后来改为72步。而到了十九世纪初，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则普遍都是114步了。

——摘编自[英]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材料四   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间，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

——摘自2023年高考语文全国甲卷作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