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至17世纪早期，英国史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历史学家们突破了中世纪以编年体为主的单一范式，叙述体和纪传体焕发生机。叙述体范式的史学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地方史等，纪传体则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旅行游记和人物词典等。以费边为代表的编年史家和以阿诺德为代表的城市编年史家注重书写“王国公民史”，即由城市市民所创造的历史。这不同于中世纪比德等人以圣奥古斯丁的传教活动为写作对象，也不同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专注于教皇史。英国史学家非常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和对历史文献、遗迹古物的考证，并开始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来。诚如托马斯·伯顿所说：“我删掉冗词赘句，拨云现日使事实明朗起来；我研读整个登记簿，将遗失的信息从原始文件中恢复；最后，我一丝不苟地把它们汇集成册。”

——摘编自邹薇《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史学特点探析》

17、18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欧洲学者抛弃了以前史学家对待具体历史的鄙夷和否定态度，重视扩展历史研究领域，把历史学当作反对封建斗争的重要武器，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历史进步论压倒了崇古论而成为史坛的主流。杜尔果在《世界史论》中说，人类虽然交替经历过安定与动乱、衰落复兴、幸福与痛苦的时期，但总是以缓慢的步伐朝着更完美的境界前进的。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进步就是人性的进化和提高，一切随着理性的运动而前进。总之，启蒙史学战胜了封建教会史学，并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坛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赖元晋《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