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法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法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势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材料一   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社会经济、民族立法、宗教文化等。清朝统治者注重民族关系的调整，清入关以后，世祖把调整满汉关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五年（1648年）又下令允许满汉联姻，特别是康熙朝颁行了崇儒祭孔之令、开博学鸿词科之令、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令等。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亦十分重视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朝觐年班、联姻等。清朝统治者遵循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加强规范。先后颁布了《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律。清政府还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增强边疆蛮夷的素质，增进他们的国家观念。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美国政府利用土地政策刺激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西部的开发。在推动西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还重视西部民主政治的建构。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规定：“保证西北领地的人们有信仰自由、比例代表制、陪审制、习惯法特权、人身保护法以及私人契约的保障，禁止奴隶制，禁止制定保存巨额遗产的贵族继承法”。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土著印第安人和移民集团（主要指非欧洲移民）的问题，美国政府改变了最初的民族理论——“盎格鲁遵从”理论，转而推行“熔炉”政策。“熔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一   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下令将坊墙撤除，由此形成了“街市结合”的城市体制。城市当中，店铺日夜均可经营。宋代坊郭户籍政策是政府对商人对城市做出贡献的奖励，这样一来，商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城市经济的类型也趋于多样化，有工商型、商业型、手工型等。商业化的娱乐活动对他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享受。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宋朝的港口城市也逐渐增加。宋代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商人行列，经商甚至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以服饰论尊卑的制度也逐渐动摇，到南宋时贵贱着装相差无几的现象时有发生。宋代大城市周围的市镇比小城市密集的多，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迁入，人口多到朝廷需颁布政令来控制。但坊市界限的打破也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官商勾结，滋扰百姓的现象层出不穷。此外，农村人口的迁入也使流民、难民散布城市当中，烧杀抢掠事件发生更为频繁。

——摘编自司马少府《宋代城市是怎么样的？浅谈宋代城市发展》

材料二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手工业、农业的分离和日益专门化，大约在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兴起了。在中世纪时代，西欧城市是封建领主政治的对立物。大批手工业者、农奴为逃避封建主的奴役进入城市。城市不仅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也危害了封建主的利益，而且城市从产生之日起，市民就为自身利益、摆脱封建领主的盘剥而与其斗争、争取自治，甚至因此发动起义。中古西欧城市培养了新的阶级——市民阶级，也是日后推翻封建社会的主力。

——摘编自杨超《论中古西欧城市产生的原因兼评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

材料   宜阳丸案

1923年，直系张云玑通过多方努力，“委托”日轮宜阳九代运直系军火入川。轮船行至涪陵地域，被服从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汤子模、贺龙等截留，查获手枪、步枪子弹、炮弹等，船货、洋款以及轮船皆被扣留。

日方承认该船运输军火一事，并表示此事并非援助直系，而是“强迫而为”。汤子模、贺龙等坚持索洋百万，并要求“日使保证此后日轮不再贩运军火害川”，始允放回日人。日本政府感到别无他法，可又不愿承担巨额赎金，便转身要求北京政府承担赎金。后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均摊赎资赎回被扣人员。

四川战事使其民生维艰，因此当地学界、商界国人对此案反应冷淡，未能向同时期湖南“六一惨案”一样激起民愤。

——摘编自吴飞飞《1923年中日宜阳丸案研究》

材料一   在中世纪，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 欧洲人没有效忠国家的概念，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威尼斯的居民，最后才可能是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

——摘编自刘成《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

材料二   从法国大革命迄至今日，民主信条被证明是民族主义最得力的帮手。个人对民族群体的忠诚感，当他们是臣民时和他们是公民时不可能完全一样。政治民主，在一个语言统一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民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远比它在一个多语言帝国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统治自己，他们就必须互相了解，能够说或读一门共同的语言。民族群体因此提供了民主统治的实践基础，而民主统治，或者说争取民主统治的斗争，反过来促进了民族主义。

——摘编自【美]卡尔顿 ·海斯《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