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2)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对材料中李大钊的观点进行阐释。
材料一 明末清初，在儒生明确意识到理学和心学的缺陷时，吸收外部思想资源就成为必要，格致之学由此勃兴，成为广泛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载体。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被译作“格致”，正可作为其标志。从1902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股放弃“格致”而改用“科学”的潮流。下图所示为1894年至1915年报刊言论中“格致”（包括格物与致知）和“科学”的使用次数。
——摘编自金观涛《观念史研究》
材料二 在1901—1902年出版的严复译作《原富》一书中，开始出现了“格致”“格物”和“科学”三词并用的现象。对这三个概念的分别使用，体现了严复对这三个概念的不同认识：“格致”和“格物”主要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而“科学”则指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学科。严复在为《群学肆言》作序时，就提出了“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这表明他主张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严复还认为政治学也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
——摘编自郑军《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材料三 中国人对“科学”所作的最早的权威性界说，见之于任鸿隽的文章。1915年，他在《科学》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至此，科学在中国，终于被确定为一种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变化规律的系统学问；而科学的地位，也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被安放在神圣的学术殿堂里了。
——摘编自李双璧《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1)根据材料一、指出20世纪以来报刊言论中“科学”相对于“格致”（包括格物与致知）使用次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2)结合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人科学观演进的影响。
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秦朝法律体系中专门设有犯罪为奴的《收律》，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多处涉及“收其妻、子”的规定。籍没的场合如此广泛，民众动辄犯禁，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官奴婢。汉文帝继位不久，就“尽除收帮相坐律令”。此后，很少再见到籍没罪犯全家的做法，但是“今农夫五口之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东汉，有人批评时政说：“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
——整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
材料二 （明朝隆庆年间）看得本县路冲地狭，民少商多，以十分为率，二分务农，尚有八分说牙。……每现年里甲，每里仅存二三贫户，有司所费不赀，里长指称，恣意重科，苦将贫民锁押，买完方行释放，只得卖儿䰞女，破产倾家。里甲萧条，十室九空。而富商大贾，坐享厚利。当道者惟见市肆之繁华，不知乡野之疾苦。
——摘自《仪真县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所体现的治国思想，概括秦汉奴婢来源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经营方式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仪真县“民少商多”的成因。结合所学，列举清朝针对“里甲萧条”所采取的制度改革。
材料一 1793年6～9月，法国雅各宾派颁布的土地法令规定已经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及王室、教会的土地，均分成小块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被地主贵族夺走的一切公地退还农村公社，如果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要求分配土地，则按人口平均分配。全部和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凡属领主在过去向农民所征收的一切地租应无代价地取消，与封建权利有关的一切文契，均应在三个月内全部销毁。对于无地的公民买地者予以一定优待，可以从被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中买得价值500利弗尔的土地，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一带，确实有不少贫农买到土地。
——摘编自夏洪亮《论雅各宾派土地政策的得与失》
材料二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务使天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摘自《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三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一、二、三所反映的土地政策在解决农民土地方面的不同特征，并分析其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评价材料一、二、三所反映土地政策的影响并说明由此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礼乐文化在森秋以前一直占主流，春秋季世崩坏，周天子大权旁落。孔子作为三代文化的继往开来者，以复兴礼乐为己任，一方面“述旧”，继承三代礼乐文化； 另一方面因革损益，创立“仁学”，建立仁、礼合一学说，纳仁入礼，将三代文化提升到哲学高度。由孔子开创的儒学。不但在“轴心时代”确立了显学地位，而且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大流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影响十分深远。 为适应文化下移，孔子公开收徒讲学，提出 “有教无类”主张。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晚年修订六经，使三代文化得以流传后世。
——摘编自宋云生《论孔子对三代文化的继承与提升》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 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 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搞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在中华文化发展方面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华文化传入欧洲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下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规范的部分内容：
出处 | 内容 |
| 《礼记·深衣篇》 | 上衣用布四幅，表明一年有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代表一年有十二月；袖口圆弧，领子方正，意味着公正：背缝垂直，体现出诚直。 |
| 《新唐书·车服志》 | 唐高宗时对官服的规定：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品袍深绯，五品袍浅绯，六品袍深绿，七品袍浅绿，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 |
| 《宋史·舆服志》 |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宜申严禁。” |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僭越，即以下僭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内涵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为“服妖”下一定义，并对明代“服妖”的成因进行分析。
史料一 汉谟拉比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和阿卡德时代一些城市的成文法或习惯法，以《乌尔纳姆法典》为范例，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统一了两河流域的法令。法典的基本思想，是以新兴奴隶主阶级之法治理古巴比伦国家。奴隶不受法律保护，却严格保护奴隶占有制和私有制，保护租佃和高利贷者的利益……用法律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对各地豪强和氏族贵族的传统保守势力，随意解释法律和滥用司法大权，是一种约束、限制，也是下层人民保护自身有限利益的一种武器。
——摘编自史若冰《汉谟拉比的历史功绩》
史料二 苏美尔文明时期，盛行多神教自由信仰，王权对各种宗教信仰都不加以干涉，巴比伦人主导两河流域地区后，也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宗教宽容传统，并不排斥异族的神。
——摘编自《多彩而开放的古代西亚文明》
史料三 几乎所有的神庙中，都有这样的描绘：国王双手捧着玛阿特女神，连同面包、啤酒等供品，一起敬献神前。这个简单的仪式包含着丰富的含义：玛阿特代表着神赐给人类的物质世界，它在国王管理下维持了初创时的和谐完美，在此时又由国王归还给神。这个给予和归还的过程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合作，即神创造世界，而人类以维持神创世界秩序的方式对神表示感激。这种神的创世行为就有了真实的意义，而神与人之间也就有了交流的渠道。通过这种合作，神与人共同维持他们的存在，达到永恒的境界。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探究】(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汉谟拉比法典》的历史意义。
(2)根据史料二，概括指出古代西亚文化的历史特征。
(3)根据史料三，简要分析古代埃及人是如何看待神与人的关系的。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材料一 17—20世纪初美国外来移民统计
时期 | 数量 | 来源地 | 职业 |
1607~1776年 | 100万 | 英格兰 | 贫苦农民及手工业者 |
1820~1860年 | 500万 | 主要源自西欧与北欧，尤其是德意志和爱尔兰，东欧、南欧移民开始出现 | 农民、工人 |
1861~1880年 | 500万 | 主要源自西欧与北欧，东、南欧移民逐渐增多 | 农民、工人 |
1881~1920年 | 2350万 | 东欧、南欧及东南欧移民数量大大超过西欧、北欧，成为主要移民来源地 | 农民、工人 |
——摘编自梁茂信《1860—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的欧洲，经济危机与革命交替，大量人口失业。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遭遇严重饥荒，大量人口不得不远渡海外谋生。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缺口巨大。18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许多企业远赴欧洲招聘，并为移民提供路费。1860—1920年，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化率从35.7%跃升至75.5%，城市人口中有一半是外来移民。此外，还有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美国西部，开垦了大片土地。而西部铁路的修筑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华工。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不同的文化与风俗，融合成美利坚文化。移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经历也造就了美国的民族性格。
——摘编自丁则民《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20世纪初美国外来移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出现外来移民潮的原因，并分析外来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