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初期限制劳工海外移民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0年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至明代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基层治理对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1954年4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并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因为美方认为钱学森对美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重大的潜在威胁，所以不肯放钱学森回国，也不愿意大规模地允许其他中国留学生回国。经过多年的外交博弈，双方在1955年9月最终达成《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9月17日，被美国政府扣留长达5年的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才正式踏上了归途。
——摘编自荣正通、胡礼忠《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
材料二 还有不到一星期，尼克松总统就要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茶，对于他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去做一番解释。今天，俄国成了头号帝国主义。同时，美国又陷入了一大堆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情况使得美帝国主义出于它自己的理由谋求在外交上对北京打开一个口子，中国人现在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了。
——摘编自英国《卫报》1972年2月17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阻止钱学森回中国大陆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1954—1972年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导致这一变动的背景因素。
材料 1987年底，迟福林成为第一个到海南的中央下派干部。在海南建省办特区之初，他充当了市场经济和股份制改革的“研究者”“设计者”，推动了大特区的快速发展。1991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迟福林作为主创者，探索“官方背景、民间机构”的体制创新路子；1992年，全国股份制培训班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培训班学员“成为全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二期‘黄埔军校生’” ，该院成为影响海内外改革研究的机构。从“特别关税区”到“国际旅游岛”，海南的多项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有关，他提出的许多前瞻性设想都在逐步实现。到2018年，海南GDP达4940.7亿元，较1987年增长了70多倍。
——摘编自刘宁《迟福林：为改革开放书写“思想文本”》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迟福林在海南改革工作中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迟福林在海南改革工作中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欧洲遭受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又一代年轻人被战火吞噬，欧洲各国的基本国力几乎也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从而导致了欧洲的整体衰落。不仅如此，欧洲还被苏联和美国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造成了它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经济模式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分为二，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更为广泛的传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对西方造反”……这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性变化，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对旧欧洲的又一个致命打击。
因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了。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简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了”的背景。材料二 16世纪以后，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第一种是官方性质的，旨在殖民帝国时代增加和维持帝国的权威。20世纪后半期，随着非殖民化浪潮兴起，第二种类型的非官方文化帝国主义也应运而生。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经营活动和通讯行业的发达，发挥了塑造人之价值观、情趣态度的作用，如无所不在的广告宣传。
面对这样的侵袭，尼加拉瓜人提供了一个取代弥漫第三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做法。去年（1979年）的一次文化活动浪潮，尼加拉瓜人用艺术的方式在绘画、舞蹈、歌唱、写作和工艺创造中表达自己。“人们正爆发出一股干劲和热情，”一位民歌手说。政府也在努力拯救尼加拉瓜的文化传统，尼加拉瓜文化部长卡德纳尔说：“文化必须交到人民手中，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消费者。”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非官方文化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及第三世界的应对之道。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 1916年6月，北洋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中表现积极的孙洪伊被任命为内务总长。孙洪伊认为内务部官员参与复辟大典特别积极，所以要整顿部务、清理之前“附逆”者，将参与帝制的64人停职。此前，新任交通总长许世英擅以部令将交通部三十余名官员停职更换。被停职官员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孙洪伊未依据平政院要求提出正式答辩书，而以部门间咨文的形式回复，根本质疑平政院管辖权：其一，“平政院只能受理人民与官吏之诉讼，不能受理属员与上官之诉讼”，故而被解职文官不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其二，“《文官保障法》未经国会通过，不得依为根据”，故而受处分官员起诉所依据的实体法无效；其三，平政院乃是袁世凯的政治遗产，《平政院编制令》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
孙洪伊抗辩理由并非全然无理，但平政院裁判书指出“被告对于原告经本院咨送诉状副本迄今未依式提出答辩，应认为自行抛弃答辩之权利”。据此，平政院在判决书中不必回答《文官保障法草案》法律效力问题，也不需提及《行政诉讼法》是否可适用于官吏的争议问题。平政院抓住内务部处分违反法令且超越权限（“蔑视大总统职权”）的软肋，裁判取消内务部的处分，并宣告：“虽依据通常行政法理，部长于所属贤否，行使其监督权以为考核固非所禁，如认有必须解除其职者，则应于法律上有正当明确之事由；系荐、简任各职又应呈奉大总统令公布照准；即职属委任，亦不得无故勒停。”平政院裁判后，孙不肯配合，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及多名国会议员均卷入此政治难题，最终以孙洪伊免职，连带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与孙同一派系）去职而告终。
——摘编自聂鑫《平政院裁判与近代中国文官保障制度的司法实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内务部停职案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洪伊败诉的原因，并简析内务部停职案的影响。
材料一：1850年左右，英国生产了世界50%的铁、5/7的钢和40%的金属器件；186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接近20%，居全球首位。19世纪末，英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置被超越，此后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不断萎缩。1890年初，英国的优势产业也在衰落，在钢铁这一工业化关键商品的生产中，美国和德国双双超过英国。190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萎缩至18.5%，低于美国的23.6%。1913年，英国制造业份额继续下降至13.6%，远低于美国的32%。
——任继球《世界工厂的挑战与应对》
材料二：为了使内阁在更迭时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保持稳定，1805年在财政部首先设立了一个专管日常事务的常务次官。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参预了政权，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开始长期执政。他们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廉价政府，以便能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发展经济。1855年，帕麦斯顿政府又颁布关于“录用王国文官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并决定成立文官制度委员会，负责考试事宜，这种用人和晋升的方式又称为“功绩制”。不过，这次改革并不彻底。
——摘编自王铭《英国文官制度述论》
材料三：1851—1861年，澳洲的黄金产量约为同时期世界总产量的40%，价值约为1.24亿英镑。1861—1891年的30年间，澳大利亚的绵羊从2098万头增长到10642万头，羊毛产量从6700万磅增长到63404万磅，使澳大利亚成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1861—1891年农业产值从610万英镑增至1050万英镑。19世纪下半叶，采矿业的发展推动了冶金工业的发展。在工矿业和冶金业的推动下，90年代的民族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
——李其荣《世界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变化的主要原因及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录用王国文官的第一个正式法令”颁布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完善“这次改革”缺陷的具体做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淘金热”出现前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殖民历程，并分析“淘金热”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材料 1959年5月17日，刚建立的古巴卡斯特罗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案》，决定直接没收大地主超额的土地，没收后平均分配给乡村工人，该法案还规定，蔗糖种植园不能为外国人所有。这引起在古巴拥有大地产和种植园的美国资本家的恐慌，他们纷纷向政府呼吁向古巴政府施压。美国随后的经济制裁战推动着古巴在政治立场上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靠近。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冷战支配着国际政治，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一系列反美行为和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密切发展做出了冷战的解读。1961年4月17日，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流亡美国的1500多名古巴人组成的代号为2506的突击旅开始在猪湾的东入口吉隆滩登陆，正式突袭古巴。这次入侵遭到了古巴军民的顽强抵抗，古巴军队在三天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入侵的第一次胜利”。
——摘编自朱大伟《猪湾事件与古巴的共产主义道路选择》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发动猪湾事件的原因。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巴取得猪湾事件胜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