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格雷为首的英国外交部通过“协调外交”实现英德“亲密合作”，不仅保证了“协调外交”机制的有效运作，成功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令英德两国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进一步缓和。格雷曾表示：“我国与德国的关系得以提升，本人将尽力继续保持两国良好关系。”但在处理危机后续问题时，英国因急于从巴尔干事务中抽身，导致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奥、意两国失去约束，率先背离“大国一致”原则，而英德两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则瓦解了“协调外交”赖以维系的基础。1914年3月，同盟国集团抛开协约国集团单独行动以及后者的反制措施表明，双方利益呈现完全对立状态，旧欧洲赖以维持和平的“协调外交”机制与多极格局均已不复存在。
——摘编自韩志斌、张弛《巴尔干战争前后英国的“协调外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维新运动开始兴起，尤其是《孔子改制考》发表后，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明朝宦官，被古代文人视为“奸臣”代表）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翰林院大学士王仁俊则指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否则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结局必定落得“夷于禽兽”。即使有一定新学背景的宋育仁也表示，如果西学、西教统治了中国，那么传统文化就会彻底被推翻，中国的古圣先贤名望全无：“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
——摘编自张明悟《＜格致古微＞与“西学中源”说》
材料二 维新派的成员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足于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出身于封建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又涉猎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个别还有创办和经营新式企业的直接经验。他们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不会设想采取革命的方法，而倾向于选择改良主义道路。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上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
——摘编自李清纯《略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维新运动期间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维新运动的主要理由。(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并简要评价维新思想。
材料一 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摘编自张军《中国近代的移民文化》
材料二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我国迁移人口规模在1982～1987年为3053.3万，1985～1990年为3412.8万，1990～1995年为3642.6万。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的迁移人口分别相当于1990年、1995年全国总人口的3.01%和3.02%，其中暂住人口分别和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9%和2.4%。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1982年约3000万人，1985年约4000万，据1992年“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结果推测为9360万。1995年的流动人口规模推测为8000万，其中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4400万，跨省流动的约3000万。
——摘编自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及社会背景。
材料一 孔子论政，立行仁与正名二要旨。前者得孟子而大申，后者经荀子而更备。孟子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论，其说遂愈臻详备。仁心之起，源于性善。至荀子复攻孟子，一反其说，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性恶之说既立，则礼之必要，不待深辨而已可知。
——摘编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朕（唐太宗）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百姓也。我于宗室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引自《新唐书·杜正伦传》《贞观政要》
材料三 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孟子“仁心”与荀子“礼之必要”的思想依据。结合所学，简述孟子对孔子“行仁”要旨的发展。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唐太宗选官任人的原则及相关的制度建设。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概括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及其背景，概述其思考在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作用。②以上海为例，简述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并说明借鉴“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变革。
| A．“门户开放”政策 | B．“门罗主义”口号 |
| C．“泛美同盟”主张 | D．“印太战略”构想 |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隋唐的统一，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来分裂局面演变发展的结果。公元589年，隋朝实现统一，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唐朝是在推翻隋朝，消灭农民起义力量及割据势力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有更为强大的统一集权才能维护唐朝统治。从北魏中期到唐中期，经济上的一大变动是实行均田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唐初，自耕农增加，其经济地位略有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开元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均田制的实行，使国家掌提了大量的土地、人口、税收。
唐朝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行府兵制。这一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了唐前期一百多年的稳定，这些都为唐帝国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唐代三省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制发展的结果，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
——摘编自刘曼春《论唐代三省制》
材料二 美国1787年宪法前三条的各自第一句话连接起来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总轮廓。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享有行政、军事以及部分立法大权，战时可以行使“独裁”权。根据宪法规定，立法权本来属于民选的议会，为了避免众议院为民众所挟持，宪法特别设立了每州由2个名额组成的参议院，以此对众议院进行制约。而且众议院议员任期2年，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后者完全可以与前者抗衡。这样，民众的大多数通过众议院发挥作用的渠道也就被封杀了。根据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其任职是终身制的。它能利用解释一切法律的权力，例如，可以宣布大多数民众主张或者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他们经常宣布废除不利于美国统治阶级的立法，这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起了特别反对的作用”。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实行三省制的背景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其局限性。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理解。
| A．以此为背景的文学作品 | B．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 |
| C．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 | D．反映此事件的电视剧 |
材料 鸦片战争，西北边防危机日益严重，经济受损，茶路受阻。前任官员茶务改革失败。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督办新疆军务的同时也整顿茶务，实行改革。左宗棠茶务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这使许多商人改营茶叶；二是另组新柜，恢复茶销规模，左宗棠既整顿原有东西二柜，又组织了新的茶叶组织南柜；三是改“官引”为“票法”，西北地区的茶商以前靠“茶引”购买茶叶，茶商可随意领取茶引，导致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发生，“票法”是商民自行领票，政府再严格税制；四是鼓励茶商运销，与外商竞争。持有陕甘茶的茶商过境时，持票者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陕甘补贴，解决了甘肃财政问题。通过改革，茶叶销路顺畅，使西北商品经济恢复正常，为平定新疆提供了经济基础，西北军政形势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摘编自陶德臣《左宗棠与西北茶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左宗棠西北茶务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左宗棠西北茶务改革的意义。
材料 “载厘改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财政税制改革之一。厘金最初是曾国藩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需军费而采取的一种战时税收，后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税率也从最开始的1%涨到20%甚至更多，几乎达到“无地不征，无物不税”的地步。作为一项彻头彻尾的弊税，厘金制度从一开始就钳制了生产流通……又由于地方政府每年只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象征性的一小部分税收，及至军阀林立的北洋时期，厘金已然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基石。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决心启动“栽厘改统”改革。
如果单纯地把“裁厘改统”看作一场为外交活动提供便利、为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而进行的改革，那么这次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两个主要目的都达成了。总而言之，“栽厘改统”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利于自身，但不利于民生。
——摘编自孙晟《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效果评析》
(1)根据材料，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