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政府实行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传统货币制度。道光年间，由于民间制钱私销私铸，“钱贱银昂”“官民商贾胥受其累”。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圆普遍在中国流通，动摇了当时货币制度。对此，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他提出以自铸银圆取代洋银，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这样既集中了外国银圆携带和使用方便的优点，而且以足纹铸造，避免如外国银圆那样色低践平造成对广大人民沉重剥削的弊端。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以“贵在流通，在便民”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鲜明的为维护国家权益、富强国家、保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注意外国先进的事物，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养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框框，没有认识到外国银圆本位币体制的科学内涵。

——据唐岱蒙、唐嘉历《林则徐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以及启示》

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亨廷顿指出，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是美国信念，而美国信念的精髓则是新教精神。新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秉持人性恶的理念，新教教徒不信任政府并警惕膨胀的权力，主张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重要内容。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自由的追求一向同捍卫个人的权利相结合。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相继制定的州宪法、《独立宣言》乃至1787年宪法：都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契约理念。而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文化渗透进历代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对其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以及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高度一致、历久不变的美国政治文化使美国人的政治共识所反映的每一种价值观都能从其他几个价值观里推导出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及相互渗透、支撑的关系还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样，美国政治文化诸要素的内在统一与美国政治体制高度契合，同时也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最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摘编自牛霞飞       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开始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的探求，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一直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实践中，中国公民逐渐形成民主思想观念，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得以改造。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培养了政治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主义政治思想观念残余，促进新型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郑博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

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飞船与空间站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迈入新时代。

材料一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宋仁宗始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选拔明医、知儒者，参加医籍的校订、编著工作。两宋时期，校正医书局成功地整理并校正了《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十余部重要的古代医学经典著作。如《脉经》之校本，“则考以素问、九墟、灵柩、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及千金方及翼说脉之篇以校之”。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校订《素问》时参阅了数十家传本，改错有6000余条，增注有2000余条。每一书毕，即奏上，下国子监版行。校正医书局还补注本草，修图经，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

——摘编自付艾妮《宋代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特点》

材料二   1982年，政府部门制定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启动并重点推进了11种重点经典医籍的整理工作，同时规划第二批200种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任务。此后十余年里，《中医古籍整理丛书》编纂出版，该丛书既包含经典医籍和历代名著校注和辑校，如《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神农本草经辑校》，也有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如《东垣医集》《丹溪医集》等。整理方式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译、白话解等。改革开放以来，将古籍数字化、智能化也成为古代典籍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事业锻炼了一大批当代中医古籍文献大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与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

——摘编自穆婧、李鸿涛等《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