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舞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日“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唐朝时，“凡丞相有阙，则御史大夫以次序迁”；明代的御史巡按地方时，各省的“布政以下，皆以作揖为名，曰候于御史之门”。秦朝监察机关其职不专，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兰台寺。而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地方稽查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在行使监察权力之时，监察机关与监察官员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监察。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封建政治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它通过监察百官和向皇帝谏诤朝政得失来行使职权，因而是封建国家机器的调节器。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监察制度的兴废和成效，取决于皇帝的品质意志及皇权的强弱。秦汉时期，监察往往与行政、司法、军事及宫廷服务交织一起。晋代御史职权也很广泛，“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唐代监察体制没有改掉历代监察官吏职权混杂的通病，使唐朝末年一部分监察官吏演变为地方军阀。到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机构重叠，职权混淆，工作效率很差。
——林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材料一 在赵宋王朝重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定节使李筠、李重进的反叛之后，宋太祖实行朝官知县，文官知州，设通判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将地方官僚生杀大权收归中央，收回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为赵宋王朝300年沿袭不变，基本上形成了“政出于一”“权归于上”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财政权归于三司主管，而台谏制度的建立，又给言官“风闻言事”的监督权，从而对皇权和相权进行了限制。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评析》
材料二 古代雅典对官员和政治精类们的权力予以控制和约束，并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充分保障公民有能力也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雅典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每天更换，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陪审法庭没有专设法官，任何判决都由全体陪审员投票决定。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经常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信任投票，不称职，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对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防止权力集中所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汉武帝时实行察举制，设置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通过地方举荐、中央任命的方式选拔人才。如果出现举荐不实或失真，察举者要受到惩罚；被举者任官后，一旦出现贪污腐败，不仅自己要受到惩罚，还会牵连到察举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东汉顺帝时，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试机制，并通过中央及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察举推荐、考试复核的过程予以监督考察。
——摘编自薛德枢、徐杰《汉代察举征辟制度评析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誊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完成下列要求：（1）据材料一，指出汉代举荐官员的依据以及为避免举荐可能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举措。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科举考试规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并简析其主要目的。
（3）据材料一、二，分析举荐和考试在汉、宋两朝官员选拔机制中地位的主要差异，并说明两者本质意图的一致性。
材料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的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二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是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
——摘编自钱穆《中国通史》
请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当战国中期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时，孟子说“定于一”。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行政区划基础，“郡县治民，从制则天下安矣”。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下，各行政区划的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直到县一级。县之下，又有传统的乡里村落，用户籍等制度将民众纳入国家管理之下。《尚书》还说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也说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以百姓之心为心”。统治阶级往往以减轻农民赋税徭役负担的方式推行民本措施。重农抑商是秦至清的基本国策，调节贫富是历代统治者试图缓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做法，背后都有民本的影子。
——据卜宪群《“大一统"和“民惟邦本”——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整理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各种挑战的考验、实现平稳过渡并发展壮大，是当时不少国家及人士质疑并观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边稳定新中国政权，一边发展新中国事业，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双丰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历史发展的必由选择，同时也烙上了时代的深刻印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边学习边创新，边探索边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启示。
——据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并概括具体的做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的做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
材料 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49～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一书中归纳了学界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确立的原因：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方处于沙漠地带的国家相同，也是由于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兴修迫切需要集中统治的政府进行组织，所以产生了中央集权制。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欧国家相同，是为了抵抗附近民族的进攻，捍卫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的经济基础是所谓的封建土地国有制。
胡如雷提出，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我国的地主是采取租佃制剥削佃农，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固定的，对佃农的占有也不稳定，地主本身不能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由专门的官吏掌握。于是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机构由此形成。这种机构体现在地方政权上，就是历代流行的郡县制。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36郡，并以郡统县。西汉末年增至103郡国（南方29个）。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十四部作为监察区，但并不直接参与管理地方事务。东汉末年，为镇压黄中起义，州才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唐代开国以后，重新将郡改为州，又因湖南、四川一带少数民族归降使得州的设置变得更加密集，唐太宗时期一度达到358个州，这样在中央与州之间加设一层监察区变得必要，道应运而生。唐玄宗时，道发展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后来又经历了唐后期及宋辽金的道（路）州县三级制、元代的多级复合制、明清的省县二级制。值得说明的是北宋以后，南方一级政区比北方多。
——据马霄《中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等改编
材料二 1912年10月，北洋政府公布了省制改革草案。其一，废除省级政区，实行道、县二级行政区划制度。“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一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一面为自治团体。每道辖县四十乃至五十有余。”其二，实行省道县“虚三级制”。之所以称“虚三级制”是因为“省长官为监督机关，不亲治民事，故为虚级”。第二个行政区划改革方案部分得到了实施，但其试图“废省存道”的用心昭然若揭，因而招致各方面的反对。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各级政府除了继续在治民以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作用外，也开始把社会管理与建设列为其施政范围之内，突出表现即是各级公署均设有这些方面的专职机构。如在省级政区，三省除了在省公署内均设有主管本省教育与实业的教育司（厅）实业司（厅）等机构外，其他一些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具有社会管理与建设职能的机构也相应成立，如东三省林务局、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采金局及各省管理土地清丈与开垦荒地的机构等。
——摘编自杨卫东《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所学的知识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与民国北京政府地方行政体制调整的异同，并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影响作简要评析。
材料 由于秦汉在制度（在文字、货币、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整齐划一）文化（通过政治力量，建立共同的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由帝国统一去除地方化，建立共同的神圣信仰，通过历史书写确立帝国边界，形成共同历史记忆）社会（在政治上有共同的国家观念，在社会上形成声气相通的群体，在思想上有共同伦理的士大夫阶层）三方面的推进，使得“中国”或“帝制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同质性的国家。“把天下想象为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内部的同质化以及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才有了明晰的“中国”。
——摘编自【加】卜正民《哈佛中国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某个角度或整体），并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对此需要做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则无从谈起。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曾经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形成过一定的制约，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水平，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古代有法制，缺少法治。君主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君主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人治的弊端。
——摘编自张岂之《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中华文明发展”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