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7世纪开始，荷兰人来到亚洲并开辟了欧亚贸易和远东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及灵活的贸易方式，在早期远东贸易中成功地立足于亚洲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加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通道。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进一步扩充公司在亚洲的贸易网络。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后，将其作为贯通中国和日本的跳板，以扩大它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和掠夺范围，从而开辟经中国台湾至马六甲到达印度地区的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倩《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研究》

材料二   17世纪，荷兰人在东南亚和东亚开展殖民扩张时期，在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争夺海上贸易权的同时，与穆斯林商人、日本海商、中国海商和东南亚本地王公等围绕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展开了激烈争夺。荷兰人力图排挤中国和日本海商，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在远东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殖民统治体系和海上贸易网络。

——摘编自许序雅《17世纪荷兰人与远东国家和海商争夺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

材料三   17世纪初是荷兰进入东南亚开展海上贸易的最初阶段。1602年前，在隆塔尔岛、马班达群岛等地，荷兰人都建起了商馆。早在1598年就有不下5支远征队的22艘船只向东印度进发，到1601年共有14批65艘荷兰船到东南亚进行贸易。此时，荷兰人也开始从事中国货物的转口贸易，即在东南亚购买中国货物，然后转销到国内，荷兰人经营下的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的远程转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摘编自赵文红《17世纪初期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成就》

材料一   16世纪，荷兰工匠开发了弗卢于特船。不同于英国战船不断增加军备而影响运输性能，弗卢于特船是典型的商船设计，没有船头瞭望台，装备极少的轻型火炮，主舱空间更加宽敞，可以荷载100吨—900吨的货物。这种船只航行需要的人力较少，并且水线以上的小体积减少了风阻，提高了航行质量。荷兰造船厂通常配备一系列的设施，如绞车、起重机和风力锯床等来节省劳动力。荷兰造船厂的建造成本较之英国，要节省40%—50%，欧洲国家纷纷从荷兰购买船只。17世纪，法国拉罗歇尔凡10吨以上的商船，皆为荷兰所造。16—17世纪，荷兰人垄断了东方贸易。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制造的船只可以运装英国殖民地的货物，荷兰造船业遭到重创。

——摘编自[英]乔纳森·伊斯雷尔《荷兰共和国：崛起、兴盛与衰落1477—1806》

材料二   1961年到1978年，是中国船舶工业独立自主地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关键阶段。1978年后，我国船舶工业通过高起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关键生产设备，大规模开展重点船厂技术改造，很快具备了建造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要求的船舶的能力，成功实现了船舶产品出口。与此同时，船舶工业也进行了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逐渐转型为充满市场竞争活力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2008年，中国船舶工业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船舶经济运行各项指标所占国际市场份额长期位居第一，国际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李桢《中国造船业的图强路径》等

材料一   因英葡条约的签订，18世纪初，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黄金大量流入英国，英国日渐成为西欧的贵金属中心。18世纪中叶，荷兰商业利润已从17世纪早期的6.25%降到2.5%，而英格兰银行利息率则为6%，这对荷兰商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荷兰商人的帮助下，英国成立了众多精巧的金融投机机构，这些机构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商人资本，影响最大的要数荷兰商人资本。七年战争中，是荷兰的资本资助了英国的胜利。1780年荷兰向外投资的3.5亿盾中有2/3用于购买了英国国债。此外，荷兰商人还购买东印度公司、英国银行等英国企业的股份。

——摘编自罗翠芳《商人资本国际流动与近代西欧社会经济转型》

材料二   汉口开埠通商之后，由于租界的建立与不断扩大，近代公共市政不断发展等多种因素，使得通商口岸土地价格飞涨。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筹措洋务经费，开始出卖公共地产。一些大商人，沿京汉铁路线、陇海线大量收购地皮，留备该地发展后自用或居奇牟利。汉口商务总会的商人们除了在武汉大量开设钱庄，经营放贷外，还热衷于投资武汉的房地产，总会第一届协理刘歆生在其人生盛年之时拥有江汉路街面楼房15栋、生成里160栋、伟英里50栋。程沸澜、程栋臣兄弟通过购买、自建、并购等方式几乎控制了武汉房地产的半壁江山。除此以外，汉口投机房地产的还有王琴甫、王柏年、贺衡夫、胡赓堂等诸多资产雄厚的商人。

——摘编自罗翠芳《近代汉口商业资本探微》

材料   1602年，荷兰共和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授予该公司“特许状”：唯有它可以派遣船只前往东方、建立军事要塞、与亚洲香料产地的统治者签订贸易合同发展香料贸易。同年，荷兰船长海姆斯凯克率领一支船队前往东印度购买香料，途中打劫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里娜号”，将其装载的货物和俘虏全部运回荷兰拍卖，获利约350万荷兰盾，相当于公司总资本的3倍多。葡萄牙认为这是非法的海盗行为，要求荷兰及时归还“圣卡特里娜号”及其所有货物。为了平息风波，荷兰东印度公司请求法学博士格劳秀斯为此进行合法性辩护。格劳秀斯撰写了《论捕获法》提出以下观点证明海姆斯凯克的捕获商船行为是合法行为：

（1）葡萄牙对土著的干扰和威胁从物质上损害荷兰在亚洲的香料贸易前景。

（2）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国际政治中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当受到葡萄牙的损害和威胁时，它完全有权利武装自己以便捍卫它与亚洲各国的贸易。

（3）海姆斯凯克是代表拥有主权和独立的荷兰国家而行动，所以他攻击葡萄牙商船的行为是荷兰共和国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菲利普的公共战争的一部分，是“正义的”战争。

——摘编自施诚《香料贸易与现代国际法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