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主张世俗权力高于教权 | B．肯定信仰基督教的神圣性 |
| C．鼓励人们对财富的追求 | D．影响欧洲民众的职业观念 |
| A．近代医学体系逐渐建立 | B．封建王权被彻底推翻 |
| C．人们放弃信仰上帝 | D．人们对自身幸福的重视 |
| A．基督教会的神权统治日益衰落 | B．成为西方人文精神的滥觞地 |
| C．世俗文化冲击了封建社会秩序 | D．文艺复兴具有一定社会基础 |
| A．宣扬天赋人权思想 | B．倡导关注现实世界 |
| C．呼吁人性自由解放 | D．抨击封建专制主义 |
| A．歌颂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 B．推动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 |
| C．倡导历史学家的治学严谨 | D．为启蒙运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一 《论水道》是一部关于罗马水务的专著，作者弗仑提努斯（35年左右—103年或104年）在担任罗马水利总监期间，撰写了该书。书中各条水道的输水量、水管的规格、水务相关的法令法规等信息都源于官方档案，前辈学者的文献也是资料来源之一。在使用前人的记载时，他认真分析和比较，提出较为正确的解释。他测量出每条水道的实际流量和供水量，纠正原有官方档案存在的错误。据弗仑提努斯记载，公共用水免费，私人用水要缴纳水费……维修水道时，如果从个人的地产上取用了物资，则由最诚信的人对其进行估价，国家予以补偿。
——摘编自张尧娉《弗仑提努斯<论水道>及其史料价值》
材料二
| 第一阶段 | 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始于15、16世纪。中世纪罗马城破败不堪，供水短缺。1453年，教宗尼古拉斯五世修复了古代的维戈水道。为配合重建工程，学者们研究水道，其兴趣主要在于文本研究，把古典作家对水道的叙述收集起来，并未对罗马城的水道遗迹进行考察与研究。（当代学者）泰勒评价道：“通病是不加批判地使用文献……易于相信传闻和未经证实的记载” |
| 第二阶段 |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城市考古学的繁荣，古罗马水道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1870年，意大利国王建立罗马古建筑发掘与保护的总监部，1875年，创建考古学院，考古发掘得到系统化的整合。兰西阿尼将罗马城发掘出的输水管上的铭文进行汇总，尽可能多地获得水道的信息；托马斯·阿什比通过寻找从罗马城水道中清理出来的沉淀物，追溯水道的路线。……拿破仑征服浪潮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促使许多国家将罗马文化当作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对本国罗马行省水道遗址给予特别关注 |
——摘编自张尧娉《古罗马水道研究的历史考察》
(1)依据材料一，从可信度和研究价值两个方面论述《论水道》的史料价值。
(2)阅读材料二，任选一个阶段，概括古罗马水道研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背景。
| A．力求揭示历史发展全貌 | B．将宗教观引入历史 |
| C．对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 D．具有人文主义精神 |
| A．导致了雅典社会的分裂 | B．带有强烈的等级命定论色彩 |
| C．诱导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 | D．不认可雅典实行民主政体 |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拔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