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材料一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人神关系，强调个人的可完善性:“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使这个世界得到完善。”宗教活动以“信”为基础，如果它成了神职人员谋取利益的手段，干涉了个人的信仰，宗教的体系也就出现了问题。罗马教廷原本属于罗马帝国，后成为全欧洲的精神领袖，凌驾于皇权之上。随着英、法等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教皇将原本由整个西欧承担的经济重负全部转移到分裂的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的身上。

材料二   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路德宣称“属灵阶级”和“世俗阶级”是平等的;《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和教会，而且平信徒也可以根据信仰解释《圣经》，世俗的皇权在教皇之上，有权召开宗教会议。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闵采尔领导农民和平民掀起了新一轮宗教改革，主张信仰得救，号召用暴力手段建立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国”。战争遍及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教会财产流失，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很多诸侯国成为路德派新教国家，“教随国定”原则被确定，各诸侯国有权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路德派取得合法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丁·路德改革的原因和贡献探究》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复古影响，对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加以发扬。绘画中所体现的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关注，对人体的真实的写照，推动新解剖学的问世。人们开始主动的认识和研究自然界，而不是像中世纪时那样被动地接受关于自然界的已有的结论。近代科学得以确立的两大基本方法：数学和观察实验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极大地发挥和深化。

——摘编自杨渝玲《文艺复兴：近代科学产生的艺术背景》

材料二   在17世纪末的英国，自然哲学家们通过仪器公开展示他们所揭示出的自然界中规律性地联系。手工艺者们通过当时遍布英国各地的工艺学院学习到了最新的化学和机械知识，并将其应用到生产中，创造出新工具、新机器或者改进旧的机械。企业家和工厂主们则试图和手工艺者、受过科学教育或有文化的工程师联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工艺。这产生了一个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流，所涉及的领域包罗万象，从不起眼的农用工具和螺丝车床，到全新的纺纱机和新式动力与运输机械如蒸汽机、汽船和铁路等。整个1700—1850年，工业发明的中心在英国。由于其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发明和革新以及蒸汽动力技术的使用，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时仍然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国家。

——摘编自戈尔斯通著《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