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       为充实行政管理权，维新政府于1869年推行“版籍奉还”政策，但各知藩事仍可以继续对自己的领地实施统治，政府依然被各藩架空。1871年西乡隆盛入京促成了“三藩献兵”，组建了维新政府军，政府便开始真正实行废藩置县，该政策起初在萨、长两藩悄悄试行，进而扩大至土佐藩、佐贺藩。7月9日，西乡隆盛等萨、长两藩的要员制定了废藩置县的草案，随后明治天皇下达了废藩置县的诏书。至此，日本的各大小藩成为历史，实行“三府七十二县”的行政划分。在中央政府“保障俸禄与贵族身份”的承诺之下，各知藩事交出了对各藩的统治权，并全部移居至东京。东京、京都、大阪这三大城市受德川幕府直接管辖，改名为“府”。府由“府知事”管理，县由“县令”管理，两者都是维新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僚。通过“废藩置县”的举措，原先百姓向藩主交纳的年贡便成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从而奠定了维新政府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李宪章《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