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基本特征，丧失了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失去了历史传统文化内涵，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在现代化多元思潮理念以及西方舞蹈文化艺术思想的多方面影响下，具有明显大众娱乐性和新潮时尚性的舞蹈类型逐渐占据舞蹈艺术市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空间急速缩小，产生了诸多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舞蹈文化相互融合的现象，其中虽不乏精品，但大多数不免哗众取宠，市场化和商业化倾向严重，背离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初衷。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逐渐失去自身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失去发展延续之本。究其原因，还是缺乏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难以坚守民族文化本位。

继往开来，在坚守民族和民间文化本色的基础上求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坚持民族文化特色。首先要保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和表演形式的传统历史特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所具有的载歌载舞特性和以舞传情特征，以及舞蹈表演和创作背后所依附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使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兼具深厚的历史文化性和情感艺术性。其次要突出体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民族民间舞蹈往往独具民族风俗习惯特点和宗教色彩，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民族乐器、舞蹈动作设计、舞蹈创作理念、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等因素造就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迥异、特色鲜明。最后要坚持表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民间文化性，即大众性和群众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本身就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所创作出来的，并在人民群众间广泛流传，因此，具有坚实的群众根基、鲜明的生活特性和乡土特色。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也应当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创作出富有生活气息的舞蹈作品。

继承传统、保持本色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根基和本源，而推陈出新、博采众长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当代社会繁荣延续的动力和保障。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不仅需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还要在此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创新。

推陈出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发展必须不断突破，与时俱进。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突破封闭式的传承发展模式。传统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往往具有鲜明的自娱性，在传播上也多为民间大众的口口相传，传播范围较小，传播效率较低，信息闭塞，创新性不强，增加了传播、传承的难度。当下，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舞蹈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不断更新舞蹈内容和表演形式，迅速提高创新能力和影响力。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努力实现原生态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应该在传统创作理念基础上，充分借鉴融合新兴元素，在探索中超越，在融合中出彩。比如，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从强调人物塑造的群体性到重视审视个体价值；从朴素简单的表演平台到绚丽多彩的现代舞台效果……总之，在保持民族区域特色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是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核心理念。

（摘编自刘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文化自信下的当代发展》）

材料二：

2024年央视春晚将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多民族文化荟萃的新疆喀什设立为分会场，不仅以特色鲜明的乐舞形式烘托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而且以生动新颖的文化表达“龙行龘龘，欣欣家国”的主题，展现了新时代新疆各族人民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未来的思想内涵，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意义重大。

当音乐响起，开场舞蹈《欢乐大地》一层层“麦浪”在高低起伏的舞动中拉开了晚会的序幕。演员们在包裹的九层圆中挥舞双臂由密集变疏松，九个圆圈隐喻“九九归一”“天长地久”“吉祥”“繁荣”“圆满”之意，编导运用“圆”的构思以动态变换叠加的形式，构成一个大的“同心圆”将各民族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同心共铸的“圆”，体现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女子群舞《摘葡萄》是经典的维吾尔族传统民间舞蹈作品，在舞蹈情绪表达过程中“点”到“线”的形式贯通整个作品，透过演员表情和动作，表达她们摘葡萄的内心世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葡萄园中，感受摘葡萄时的场景，体会摘葡萄时愉悦的心情。

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中原生性元素的运用是本场晚会较具代表性的一个点，折腕、柔手、硬肩是哈萨克族舞蹈“点”元素的代表，肩、手、脚的纯朴动态深深打动每位观众的心，极具艺术魅力。

总体来说，在晚会的舞蹈作品《欢乐大地》《黑走马》《摘葡萄》《阳光下的麦盖提》《我的爱献给祖国母亲》舞蹈结构的设计过程中，编创者从单一民族元素入手穿插融入多个民族元素进行舞蹈表演，通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舞蹈文化的融合，以单个民族“点”的延伸和融合呈现出中华民族的“面”的文化特征，并在红色氛围的衬托下，进一步体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生活图景和精神意象。

（摘编自《舞之新韵情至共圆——评2024新疆春晚〈美在新疆〉的舞蹈作品》）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时代背景的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考察，因此对文学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许多精彩的内容、形式和特点都被忽略或者遮蔽了。文学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迁徙与组合。描述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揭示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不乏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言论，却鲜有论及文学与气候关系的。刘勰和钟嵘最早提到“气候影响文学”。《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所谓“物色”，就是指“自然景色”，准确地说是物候学所讲的“物候”。《诗品·序》则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郭绍虞解释“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物色”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迁，物候的变迁引起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激动导致文辞（文学）的产生，这是文学作品产生的一种机制。在20世纪的自然科学领域，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中引用杜甫的《杜鹃》、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等诗，谈文学对气候、物候的反映，借以证明物候学的相关问题。

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气候影响文学家生命和生命意识，从而影响文学。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它包括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也包括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质量、价值的不同看法。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生命价值论”。生命意识如此丰富的内容，自然气候可以触发它，但不能全部培育它，尤其是“生命价值论”方面的内容，能够担当培育之责的，主要是人文气候。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虽然不那么直接。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风气、民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总之，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生命意识，而文学家生命意识又影响到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形成，影响到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从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理空间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场所，“文学地理学”就是探讨文学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关系，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如何以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表达。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到它生命的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

中国早期的文献是史地纵横，文学蕴含于其间，地理学是属于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中国的文学的起源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诗经》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还有“颂”，就是由地方的地理民俗通向士人阶层，通向朝廷的政教，一直通向宗庙的祭祀，是以地理作为基础的。作为中国诗歌另外一个源头的《楚辞》，崛起在长江流域，成为相对独立的语言表达系统。所以，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和地理空间结下不解之缘，出现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个不同的诗性智慧的系统。

地理学给我们展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材料是分散的、零碎的、纷繁复杂的，我们要从横向上整理出它的类型，又要从纵向上去发掘它的深层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有一种有透视性的文化思维方式。第一是整体性的思想，从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来考察一些具体的专业性的问题，把博通的东西和专精的东西统一起来。第二是互动性的思维。我们分出一些区域文化层面和族群，不是要把它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它的特征。第三是交融性的思路，讲整体性、互动性，更高的追求还是要融会贯通，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

（摘编自杨义《中国文学与人文地理》）

材料二：

人赋山川以灵，文予自然以美。文学地理学自有文学研究起而存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名词术语在国内最早见于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他提出了文学风格的“南北界限”问题，认为中国文学“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此后，有学者继续探讨地理与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地理学”直到最近十年才被学界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文学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因此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话题始终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关涉文学地理。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以文化地理的眼光看文学，关注山川、气候、物产这样一些自然因素，尤为重视历史、民族、人口、教育、风俗、语言等人文要素，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空间因素更加得到了重视。解析文学思潮、文学活动、文学风格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地理因素，阐释作家题材选择、人物描写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及特点，说明作家审美表达的差异性。地理资源可以成为文学资源、文学如何再生地理资源和地域文化，也得到了彰显和强化。

近十年来，对文学地理学概念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理化探讨得到了加强。尤其是杨义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为号召，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偏重时间概念而忽略了地理维度和精神向度，文学地图“当然是文学这个独特的精神文化领域的专题地图，它有自己独特的地质水文气候和文化生态”。以一种地理学的眼光，从区域形态、领土完整和民族多样性等角度揭示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重塑文学发展的直观面貌和整体过程。他指出，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它不仅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中国经验与地方经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必定是相关学者要思考的大题目、大知识。相较于当代其他国家的作家来说，我国作家似乎更愿意强调故事的发生地，或凸显其文化，或据其建立系统。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的确存在，地域文化会对作家创作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在当下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作品中的地域性特征已经超出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一个符号。当文学被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域、民族、类型时，就意味着降低了它的写作格局和美学视野。这种地域性是被“虚构”出来的，或是作家主动的营造，或是读者、批评家阐释的结果，我们应当理性判断。同时，要强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全球化视野。“地域”的概念是历史地建构而成的，在今天的全球化视阈下，单纯强调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似乎已经稍嫌狭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愈发显得可疑，我们更应关注地域性在文化意义上的全新内涵，或打破地域隔膜、探索文学书写更为宽广的可能。

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当然同时也必定是有历史的局限和缺憾的。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的当下，在互联网时代，孤立封闭地研究作家的地域性当取谨慎的态度。

（摘编自刘川鄂《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

近些年来，国人常以汤显祖与英国莎士比亚并称，除二人都逝世于同一年（1616年）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受汤显祖《牡丹亭》的影响，国人以汤氏为中国传统戏剧之代表。在沈德符《顾曲杂言》中，有此一说：“汤义仍（汤显祖）《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此断语为《牡丹亭》评论之经典。一是确立了《牡丹亭》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即上续《西厢记》，下接《红楼梦》之文学经典谱系。二则证实了《牡丹亭》彼时之影响，并确立了后世评价《牡丹亭》的基调。

当代研究昆曲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均认为，在明代中后期充满争辩的语境里，汤显祖的思想趋于“异端”，他师从于明代哲学家、文学家罗汝芳，受高僧达观影响，他提出“情”之说，以对抗主流之理学。这一点，由《牡丹亭》的“题词”可窥见端倪：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在陈均教授的解读里，这段文字是汤显祖《牡丹亭》的题旨，即“情”与“理”的关系。事实上，在《牡丹亭》中，杜丽娘生死之间的“三生之情”，恰是汤显祖思想的塑造历程。有研究者称，此剧的蓝本，并非“题词”里所言之事，而可能来自话本，如《杜丽娘记》。但话本《杜丽娘记》不过是一出普通的才子佳人的类型剧，其生死转换，也并无惊奇之处。其最终能由庸常的《杜丽娘记》升级为极富艺术含量的《牡丹亭》，全在于汤显祖充满想象力的改写，增添了诸多奇诡细节，从而造就了一部惊心动魄的传奇。

二

《牡丹亭》大约于万历二十六年写就，之后迅速流传开来。其创作者汤显祖正身处宋明理学的笼罩中，对“至情”的讴歌，似乎是最可行的路径，故而《牡丹亭》特意凸显了因梦生情的爱情线索。但很显然，它并非该剧的核心主旨，而是一种来自观众的自然选择。其时的汤显祖已经49岁，艺术思想与理念都已成熟，在此情境下创作的《牡丹亭》，自然不是“爱情”两个字所能涵盖的。譬如杜丽娘破棺而出，死而复生，刚烈且充满抗争的意味。昆曲学家陆萼庭就曾根据《申报》和《字林沪报》上的广告得知，清末上海上演的昆曲《牡丹亭》，尚有《劝农》《学堂》《游园》《堆花》《惊梦》《离魂》《冥判》《拾画》《叫画》《问路》《吊打》《圆驾》十二折。其中《劝农》以老生当行，如今已经鲜少看到；《问路》以净、丑当行；《吊打》以小生、老生当行。这一论述或许可以给《牡丹亭》的后继研究者予以新的启发。

在过去各种版本的《牡丹亭》中，大多剥离了汤显祖笔下另外两条贯穿线，也很少能够令人领悟到杜丽娘和柳梦梅所处具体时代的背景。事实上，汤显祖在《虏谍》《牝贼》《缮备》《淮警》《移镇》《御淮》《寇间》《折寇》《围释》等诸多篇幅中都铺排出金朝屡犯南宋边境、战乱频发的现实背景，此外，《谒遇》《耽试》等还直白地披露了官场的政治生态。

三

关于《牡丹亭》的流传，汤显祖本人曾有言：“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牡丹亭》的传播，也是一部传奇。因其原非昆曲，昆改本甚多，吕玉绳、冯梦龙、沈璟、臧晋叔等都曾做过改编。汤显祖之异于他人处，在于文辞，音律为其短，甚至常有不合律之处。因而，阅读《牡丹亭》之逸闻甚多，《红楼梦》里甚至有林黛玉听《惊梦》之“原来姹紫嫣红”之曲的描写。

《牡丹亭》甫一问世，便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有眼光的出版商获得一个发财的畅销书目。所谓“《牡丹亭》甫就本，而识者已口贵其纸，人人腾沸”。从明代万历年间直到清朝末年，《牡丹亭》行世的版本在三十种以上。这五花八门的版本，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本”，即按汤氏原作五十五出，出目齐全；一类是改窜本，或删或并或改，已经改变了汤氏剧作的原貌。汤显祖生前和身后，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对《牡丹亭》感兴趣，与王阳明不无关系。正德、嘉靖两朝的交接时期，王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将“良知”赋予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论证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王阳明心学高扬主体精神，反对盲目崇拜经典和偶像，主张用自己的头脑和灵明去审视一切。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王阳明心学像一颗精神原子弹。由它掀起的个性思潮冲击了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它直接推动了晚明文艺领域尊情崇俗的风潮。在汤显祖生活的晚明时代，俗文艺空前繁荣。小说、戏曲、民歌、说唱等都有辉煌的成果。在嘉靖、隆庆以后，昆曲成了文人雅士们追逐的热门。文人雅士们认真地读《牡丹亭》，一本正经地发表自己的感想和意见，还让出版商把这些感想和意见刻在书里。

（摘编自杨道《<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曲》）

8 .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

何为“诗史”？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普遍的看法认为杜甫的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除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外，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杜诗中都有真实的反映，其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因此，杜诗不仅可以证史，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史书未载的史实，可以补史之阙。

于是，众多的学者开始走上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不归之路”。晚唐李肇《唐国史补》、郑处诲《明皇杂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近代的陈寅恪先生将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完善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半个世纪以来，诗史互证已成为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诚然，杜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论者从杜诗中可以寻绎出天文史、地理史、民俗史等丰富的相关史料。但归根结底，以诗证史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诗史的史料价值，却忽略了诗史在历史学研究之外的意义。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大抵自诗史之说兴，而注杜者多附会史实之论。于是杜诗之真面目、真精神反变得不易理解了。”

从根本上说，诗歌是诗人具有独特魅力之情感的凝结与投射，它与客观、理性见长的历史著作之间有不可混淆的区别。黑格尔指出：“最完美的历史著作毕竟不属于自由的艺术，甚至用诗的辞藻和韵律来写成历史著作，也不因此就变成诗。”诗史是诗而不是史，是诗史之诗，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的具有天下意识、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诗歌，故不能仅仅把诗歌看成以诗证史的材料。

对诗史的误解之二是将诗史之诗视为政教的工具。在封建时代，众多学者认定杜甫是忠君的典范。为了证明杜甫每饭不忘君，一些古代学者在阐释杜甫诗史性作品时，往往肆意歪曲，削足适履。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学者认为杜甫是“为人民请命的人”，给他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其诗被视为“时代的镜子”。从表面看，“忠君说”与“人民诗人说”针锋相对，其实二者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诗歌视为政教工具，要求文学自觉“服务”于政教。

其实，杜甫只是以其仁者心观察社会、思考社会、再现社会，忠君爱民自然是其诗史之作的重要内涵，但其诗史之作又不是忠君爱民所能概括的。

（取材于孙明君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清人对于诗史研究多有贡献。吴伟业提出了“传心之史”的说法，认为诗史并非只是写现实中存在的事实，而是还要写出现实在人心灵中的反映，通过“写心”来实现“写史”的目的。

不过，“诗史”概念亦曾受到质疑。王夫之认为诗与历史是两种不同的书写体裁，如同嘴巴与眼睛不同一样，二者不能相混。他强调“以诗解诗”，或如今人所说，“诗歌如果沦为记载历史的工具，就会牺牲诗歌自己的特质”。这是用文学审美论来观察与评价诗的特性，有忽略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性之嫌。

当代学者钱锺书也指出，或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记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反之，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即使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他倡导把握作品的审美特性，反对只重视作品与历史现实关系的探究。钱锺书将文学与历史加以区别是对的，却没有相应地建立相互关联的认识方法。

事实上，文学的审美性与其他社会特性是有交流、对话和融合的。有意或无意地孤立审美论，就很难把握文学史的全貌。正确地认识“诗史”，是要在充分尊重文学审美特性的基础上来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即历史融入到诗中，而非诗成为历史的一种表达方式。

王国维着力区分文学与历史，以建立文学独立论，与王夫之的思路相近。但他更具有“通观意识”，看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性，通透地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还指出：“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文学中的情感，不再是个人化的，而是人类化的；不再是一时的体验，而成为永久的沉思。基于此，后人可以从“实录”角度理解“诗史”。但若仅仅将“诗史”理解成是对事实的记录，就会造成对“诗史”的限制与误解。只有看到“诗史”的“实录”中体现了“通观意识”，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诗史”内涵。

（取材于刘锋杰的相关文章）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曾敏行《独醒杂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阿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堪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当时人对于“雅”“俗”的敏感。不过，总体上看，在宋代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之下，“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

②文化方面兼通雅俗的风格，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强调持平常心，注重“当下”，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实际上和禅宗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则说：“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③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这也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日用而不知”的。也就是说，新儒学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从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④这些理念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在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愈益丰富而具体。“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在当时，“风雅处处是平常”，生活俗事、民间俗语，都可能有其雅致趣味、都可以入画入诗。王安石回忆往事，于平淡中感怀世间沧桑：“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杨万里也曾写：“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些篇什以高雅的立意、简朴的语言、习见的俗语，表达出对于哲理的深邃思考。

⑤雅俗相通，诗、书、画也都相通。苏轼曾经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我们讲宋代的艺术、美学，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筑。其中，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含着当时文化精英的学养与情操。

⑥宋人画作对我们观察宋代社会文化生活、体悟士人的思维世界很有帮助。艺术史本来应该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人为分开了。当然，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家对画作的认识角度不同。艺术史家往往是将特定背景下的画卷“拉”出来，进行聚焦式的情境分析；历史学者则倾向于把书画材料“推”进特定的背景之中，作为观察时代的一个“窗口”。绘画不仅能反映生活，也存在“政治主题”。宋代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构建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或间接回应。

⑦作为书画欣赏的外行。从我的角度来观察，会觉得宋代的画作，尤其是山水画，可能呈现着当年画家“观天下”的方式和感悟。黄庭坚即将人世间的情景与天下、自然界的江山联系起来，他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王厚颂二首·其一》）这里所说的“风月”，不仅指美好的景色，更是指心旷神怡的状态。中国传统山水画作，与西方揣摹实景的风景画不同，是“寄情山水”，重在内心情感的流露沟通。士人画作是文人的业余消遣，技法无法与专业画家作品相比，但正因为如此，更便于抒写他们的襟怀和心声。

⑧有学者指出，今人提及画卷的时候，通常是说“看”画，但是古人会说“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说文》里说“观”是一种“谛视”，是指凝视、审视，不是写生意义上的透视，而是包含了内心体悟的凝视和洞察。山水画作的“高远”“深远”“平远”，其实是出自作画者、观画者内心对于山川的全景式体验。这种“观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们的“天下观”。正因为如此，当说到宋画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画境、诗境、心境，这些是贯通彼此、浑然一体的。

⑨宋代艺术有很多突出的特点，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当然，以瓷器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和清雅端庄的风范同时并存的，也有粗砺朴拙的器具、浅俗庸常的风格，比如说一些瓷器上写着“忍”，或者“孝子”“贤妻”这类字样，这一些器物肯定也为世俗之人所喜爱。

⑩通过许多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雅和俗这两者是并存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融通的。宋人画作里有描写市井生活的画卷，文学中也有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这就很生动地体现出贯通于两宋的文化风情或者说文化特质。

（选自《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三联书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