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综合施策   科学治理

改革开放初期的厦门，无序开发使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百姓反映强烈。为回应百姓牵挂的贫笛湖污染问题，厦门坚持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20字方针为指导，以贫笛湖综合治理为引领，久久为功、持续发力。针对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调动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行源头控制、中间减排、末端治理，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注重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相协调、改善人居环境和发展新质经济相统一，促进“山、海、产、城、人”相融共生，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路径。

今天的厦门，不仅以“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众多美誉而著称，还在数字经济、旅游业和文化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集中管辖依法治理

202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意见》的要求，指导各地法院积极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探索以流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制定、修订环境资源司法解释，发布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及其指导性案例，指导各级法院全面准确适用法律。各地管辖法院探索设立跨市域、全流域的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推进涉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三合一”，促进惩治犯罪、赔偿损失和修复环境协调统一，较大幅度提升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热切期许。

在施行40多年后，国务院组织法迎来首次修订。2024年3月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

此次修订就是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依法行政的实践经验，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战略部署。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增加了“国务院性质地位的规定”，明确了国务院部门的设置原则、产生程序，国务院组成人员的职权职责以及国务院的会议制度、工作准则等；明确了国务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对国务院组成人员提出相应要求：明确了国务院坚持依法行政，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贯彻“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等要求，对国务院行政决策制度、行政监督制度等作出专门规定。

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新时代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是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然而，我国耕地撂荒问题由来已久，且有蔓延之势。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耕地撂荒最严重的几个省份是重庆、四川、贵州、甘肃和湖北，其中重庆的撂荒比例高达37.9%。

究其原因有多种，而最主要的是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副产品市场价格达不到农民预期，甚至从耕种者角度而言，耕地利用价值出现负值。为此，农民种植积极性下降，大量耕地被撂荒长草。

为此，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撂荒地可由发包方组织代耕代种。

“四下基层”（领导干部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

近年来，郑州市扎实推进“四下基层”走深走实、见行见效：坚持下沉一线、直通支部，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开展理论宣讲“七进”活动、上专题党课等，真正实现让党的创新理论与群众日常相结合、各类资源信息聚集基层一线；依托“郑政钉”APP、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平台，收集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群众意见建议6.4万多条；市委主要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单位实地调研，集中办理回复供暖、充电桩短缺、环境卫生等问题5.8万多条；郑州市组织市县职能委局“一把手”，“零距离”查找政务服务中的堵点难点问题，228名“一把手”排查解决堵点难点1893个。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近年来，聊城市聚焦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强化改革思维，创新治理方式，不断推动扩大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治理运用覆盖面，总结推广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做法，全面提升了全市乡村治理水平。

探索创新治理手段。结合村级党组织建设、志愿服务、乡风文明、人居环境整治、村集体经济发展、矛盾纠纷化解等基层治理重点难点工作，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合理设置农村信用信息内容、健全信用信息采集方式、强化信用信息应用，逐步构建农村信用制度体系，因地制宜把“信用+”手段嵌入日常管理工作，找准“信用+乡村治理”的切入点联动点，推动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治理手段不断丰富，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基层行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