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于《论语·为政》，原文是“人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力的车叫大车，用马力的车叫小车。两者都要把牲口套在车辕前面的横木上。车子没有它们，自然无法套住牲口，也就不能行走。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德，就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辕前面的横木一样，如何能立身处世呢？孔子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信德的重要。

从字形构造上看，“信”字左边是“人”字，右边为“言”字，“人言为信”表明“信”依赖于人的言语来表达。所以关于信的论述有“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由言语真实、守信进而建立起信誉、信赖、信任、信心等含义。

信德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一失信，必然害及他人，危及社会。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说明“忠信”是立人之本，是人生路上的“通行证”。信德也是朋友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友情是建立在言而有信的基础之上的，推心置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孟子提出“五伦”说，将“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一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汉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中，董仲舒就指出：“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不仅直接决定着生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兴衰。

信德不仅是个人道德，更是政治道德，不仅是一个人立世之本、立业之根，更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基础。一个国家、政府如果缺乏信用、丧失公信力，则权威不立，必将祸及国家天下。所以，个人要讲信，社团要讲信，为政者更要讲信。《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信，国之宝也。”《论语·颜渊篇》载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的选择是先去食后去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他认为如果老百姓丧失了对为政者的信任，国家政治的根本就没有了。

《吕氏春秋·贵信》说得很好：“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可见信德对一个社会是如此重要。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信德是人的法宝，因为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可见，“信”在齐家治国中是何等重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材料一：

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孔子儒学是这棵大树的主干，这棵大树的底部是孔孟老庄在内的春秋战国先哲，孔孟老庄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上古时期文明的土壤。

当我们理性冷静地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上古时期，从先舜以来，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期。看待中国儒学，我们不能说因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就只从孔子开始讲起。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中间位置。孔子学术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传述，就是继承，就是发扬光大，孔子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述而不作。

我们说孔子好学，好学得先有所可学，就是学习先贤。学习先贤思考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养生送死”，无非是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何以生活得更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需要养生，送死，孔子还思考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小小区域，进而治理整个鲁国、整个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

除此而外，孔子还说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品的东西不会变，“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孔子说的三代、十世、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

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接合与调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儒家的“信”字，很像一个人在洗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其实这个儒，在商周时期就是相礼的人，也就是古代举行礼仪活动时，别人不懂的礼仪他懂，他的身份就是儒，是一种职业。

但到孔子创立儒家的时代，情况不一样了，孔子不但要洗净身体，也要洗净心灵。儒家，以先王之道濡其身，用尧舜禹汤文武等先圣之道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孔子跟他的学生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只是把儒当成一种课生手段，而君子儒应该致力于素养的提升，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的德行就像风一样影响大家，他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做。所以政者正也，为政者正，则天下不能不正。

儒家追求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人不自私就是公，这就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一个人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个人才是优秀的人，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天下的人都这样，天下为公，那领一定是大道之行，这就是儒家的追求。所以“天下为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这种公共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追求成为一个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的人。

（摘编自杨朝明《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光明日报》2020年6月27日）

材料二：

从孔子创立儒学一直到董仲舒确立儒学为一尊的这段时期是儒学登上历史的主旋律舞台的时期。儒学的创立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思想传统的全面总结和继承发展，孟子和荀子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孔子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完善，奠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格局。

春秋时期没有统一的主流文化，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多元文化的一元”。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旧的价值观解体了，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纷争空前激烈，对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因而以对人的价值和德行为诉求的儒学就遭到了冷遇。在那个各国追求迟速强大争取霸主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没有统一、稳定的时代儒学是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儒学更适合在一个稳定统一的国家中发展成为治理理论，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或者动荡时期是会被冷落的。

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才宣告结束。到了汉武帝时期，制度稳定发展国力进一步强盛。这样一个稳定强盛的国家急需要一个统一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来适应当时的专制统治。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信术”的思想，自此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成为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国为儒学适应于中国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的需要。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一种集权的统治，统治者需要这种绝对权力、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思想。儒学还具有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的功能，在不动摇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情况下，让统治者适当地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让人民被这个“仁”迷惑，甘于受统治者统治。在封建社会，一个稳定的时期内没有什么理论思想比儒学更适合的了，儒学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统治。

（摘编自赵颖《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子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节选自《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