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小题。

余华：文学中的现实

《当代》杂志 2016年11月02日

①什么是文学中的现实？我要说的不是一列火车从窗前经过，不是某一个人在河边散步，不是秋天来了树叶就掉了，当然这样的情景时常出现在文学的叙述里，问题是我们是否记住了这些情景？当火车经过以后不再回到我们的阅读里，当河边散步的人走远后立刻被遗忘，当树叶掉下来读者无动于衷，这样的现实虽然出现在了文学的叙述中，它仍然只是现实中的现实，仍然不是文学中的现实。

②我在中国的小报上读到过两个真实的事件，我把它们举例出来，也许可以说明什么是文学中的现实。两个事件都是令人不安的，一个是两辆卡车在国家公路上迎面相撞，另一个是一个人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上跳下来，这样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记者笔下的陈词滥调，可是它们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因为两辆卡车相撞时，发出巨大的响声将公路两旁树木上的麻雀纷纷震落在地；而那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身亡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使他的牛仔裤都绷裂了。麻雀被震落下来和牛仔裤的绷裂，使这两个事件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变得令人难忘，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文学中的现实。如果没有那些昏迷或者死亡的麻雀铺满了公路的描写，没有牛仔裤绷裂的描写，那么两辆卡车相撞和一个人从高楼跳下来的情景，即便是进入了文学，也是很容易被阅读遗忘，因为它们没有产生文学中的现实，它们仅仅是让现实事件进入了语言的叙述系统而已。而满地的麻雀和牛仔裤的绷裂的描写，可以让文学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里脱颖而出，文学的现实应该由这样的表达来建立，如果没有这样的表达，叙述就会沦落为生活和事件的简单图解。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和事件总是转瞬即逝，而文学却是历久弥新。

③我们知道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我们来读一读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句。在那部伟大的《神曲》里，奇妙的想象和比喻，温柔有力的结构，从容不迫的行文，让我对《神曲》的喜爱无与伦比。但丁在诗句里这样告诉我们：“箭中了目标，离了弦。”但丁在诗句里将因果关系换了一个位置，先写箭中了目标，后写箭离了弦，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语言中的速度。仔细一想，这样的速度也是我们经常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问题是现实的逻辑常常制止我们的感受能力，但丁打破了原有的逻辑关系后，让我们感到有时候文学中的现实会比生活中的现实更加真实。

④另一位作家叫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他对但丁的仰慕不亚于我。在他的一篇有趣的故事里，写到了两个博尔赫斯，一个六十多岁，另一个已经八十高龄了。他让两个博尔赫斯在漫长旅途中的客栈相遇，当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描写声音的，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这样想：“是我经常在我的录音带上听到的那种声音。”

⑤将同一个人置身到两种不同时间里，又让他们在某一个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环境里相遇，毫无疑问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这必然是文学中的现实。我也在其他作家的笔下读到过类似的故事，让一个人的老年时期和自己的年轻时期相遇，再让他们爱上同一个女人，互相争夺又互相礼让。这样的花边故事我一个都没有记住，只有博尔赫斯的这个故事令我难忘，当年老的那位说话时，让年轻的那位觉得是在听自己声音的录音。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声音，苍老和百感交集的声音，而且是自己将来的声音。录音带的转折让我们读到了奇妙的差异，这是隐藏在一致性中的差异，正是这奇妙的差异性的描写，让六十多岁的博尔赫斯和八十岁的博尔赫斯相遇时变得真实可靠，当然这是文学中的真实。

⑥在这里录音带是叙述的关键，或者说是出神入化的道具，正是这样的道具使看起来离奇古怪的故事有了现实的依据，也就是有了文学中的现实。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在她的一部关于中国的故事里，一个名叫林的人在皇帝的大殿上被砍下了头颅之后，他又站到了画师王佛逐渐画出来的船上，在海风里迎面而来，林在王佛的画中起死回生是尤瑟纳尔的神来之笔，最重要的是尤瑟纳尔在林的脖子和脑袋分离后重新组合时增加了一个道具，她这样写：“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奇怪的红色围巾。”这仿佛象征了血迹的令人赞叹的一笔，使林的复活惊心动魄，也是林的生前和死后复生之间出现了差异，于是叙述就有了现实的依据，也就更加有力和合理。

⑦A但丁射箭的诗句，博尔赫斯的录音带，还有尤瑟纳尔的红色围巾，让我们感到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洞察力。B人们总是喜欢强调想象对于文学的重要，C，当想象飞翔的时候，是洞察在把握着它的方向D。可以这么说，没有洞察帮助掌握其分寸的想象，往往是胡思乱想。只有当想象和洞察完美地结合起来时，才会有但丁射箭的诗句，博尔赫斯的录音带和尤瑟纳尔的红色围巾，才会有我这里所说的文学中的现实。

鲍老

侯德云

一大早，我被手机铃声唤醒，迷迷瞪瞪接了。等我弄清电话那端的人是鲍老，赶紧做热情状。

鲍老二十年前就退休了，我几乎把他给忘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

鲍老比我更热情，一句一句把我全家都问候到了，之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支吾了片刻才说，那什么，你知不知道李光辉的手机号呀？

原来这才是鲍老的正题。我说，知道啊，鲍老，我给你查哈，查完告诉你，你把电话挂了吧。

我放下手机一看，嗨，才五点刚过。

很快就查到了。我给鲍老回话，听见手机里说：“该用户已将手机设定为来电提醒模式。”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能跟鲍老通上话，没个准数。我给鲍老发了一则短信，倒头又睡。我平常都是七点后才起床的。

鲍老再无任何动静。

这是七天前的事。谁知过了三天，还是一大早，鲍老又打来电话。鲍老说，你在哪儿呢？我说在家啊。鲍老说，我去看看你好不好？我吓了一跳，赶紧哼哼哈哈地打岔，说那什么，我怎么敢劳鲍老大驾来看我呀，改日我去看你哈，再说……

打了几声哈哈之后，我转入正题，鲍老，有事你尽管说哈，我能办的指定去办。鲍老又有点不好意思，连嗓门都软了下来，说，我就是想问问李光辉的手机号。我赶紧说，鲍老，我给你发过短信了呀。鲍老说，短信？我不会用短信啊。

我说，鲍老，我再给你查哈，一分钟后，你给我打电话。

鲍老说，几分钟？

我说，一分钟。

几分钟？

一分钟。

如此往来七个回合，我濒临绝望，改口说，两分钟。

鲍老说，好的，两分钟。

这回很顺利，两分钟后，也可能是三分钟后，我把李光辉的手机号当面汇报给鲍老。

我认识鲍老已经很多年了，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一家新闻单位里混饭。鲍老经常给我们写稿子。鲍老退休前在市委宣传部主抓精神文明工作，笔杆子上有些功夫。早年他就是靠着这功夫，才从乡下调进瓦城的文宣系统。

鲍老跟我们混熟了，喜欢开些玩笑。

鲍老说他刚进城那几年，整夜在灯下苦熬，熬得不行不行的。鲍老给自己编了一套顺口溜：“省老婆费灯泡，掉头发尿黄尿，一宿写了个大材料，领导看了吓一跳。”说完嘎嘎大笑起来。我们也笑。看我们笑得东倒西歪，鲍老谈兴更浓，说起他在城郊住瓦房期间的种种趣事。

趣事很多，都跟过年有关。

过年了，杀猪、蒸馒头、蒸豆包、做豆腐，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准备，精神层面也不能没有，比如年画、香烛、福字、对联、鞭炮，都得有。民俗嘛，跟迷信扯不上关系的。鲍老家每年的对联，都是他自己拟词自己写。院门、家门、屋门，都贴上。都是好词儿，发家致富、幸福安康……用很黑的墨汁，很粗很壮地写上去，瞅着壮实，还喜庆。鲍老家的鸡窝、狗窝上，也都贴着对联。这些对联的内容每年都一样。鸡窝上贴的是：金鸡满架蛋满窝，鸡蛋水我天天喝。横批：连下大蛋。狗窝上贴的是：白天打盹夜不眠，忠心耿耿保家园。横批：金睛火眼。

我们报社几个小编辑一次又一次笑得东倒西歪。我笑着说，鲍主任，你这对联，不对仗啊。鲍老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对不对仗不要紧。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放鞭。鲍老放鞭，别有一番情趣。起初，他放的是两毛钱一百响的小红鞭，后来改成一千响的大地红，都不是一次性放完。谁家都没放，他先放，噼啪噼啪噼啪，放了前半截。后半夜，等所有人家都放完，他把后半截拿出去，噼啪噼啪噼啪，再放一通。鲍老说，这样显得咱家放得多啊。我当时以为鲍老说的是实话。现在不这样想了。很有可能，鲍老只是随口说说，逗我们玩儿。

两年前，鲍老为离世的老伴写了一篇长长的怀念文章，加上儿女写的三篇短文和全家人的几十张黑白、彩色照片，自费印成一本书。鲍老坐到老伴坟前，抚着书的封面，哭了很久。哭过之后，鲍老把书投进火堆，烧给老伴。那天是他老伴的一周年祭日。

昨天岳父岳母到我家做客，饭桌上不知怎么谈起鲍老。我这才知道，为了打听李光辉的手机号，鲍老费了老大的劲，先找到我岳父，再找到我岳母，又找到我夫人，最后想到我。

那么着急找李光辉干嘛？

岳母说，鲍老的外孙女，三十大几了还单着，听说李光辉的儿子也没成家，他想撮合一下。

噢，是这样。岳母说，其实两人几年前谈过一回，互相看着不顺眼，黄了。

我说这扯不扯，几年前看着不顺眼，现在就能顺眼？

岳母很严肃地说，那可说不定，此一时彼一时，一旦现在顺眼了呢。

（选自《小说选刊》2021年第三期）

大凡文书都是有目的性的和有意识而形成的，都会包含一定的信息内容。但文书的产生是一回事，而能否构成档案还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虽然有“敬惜纸墨”的传统，但并非历史上所有有文字信息内容的东西都会留存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文书的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属于某个“主人”拥有的文字信息载体，在经过了选择后得以保留，之后不断累积，构成了档案。产生了文书未必能成为档案，而成了档案的文书则一定是真实产生了且得到保存的文书。文书的形成是有目的性的，而能够成为档案则更在于选择与留存的目的性。历史上能够产生文书的因素很多，形成文书的数量也甚巨，但能够留存下来以构成档案的还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民间文书尤其如此。其中，主体的“选择”是民间文书档案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大凡在今天已经构成档案的文书都是经过了“选择”的逻辑节点及践行行为后保留下来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也是中国民间老百姓对待自己历史的一种态度。

那么，民间文书档案留存的原则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务实的，当人们考虑某份文书是否要留下来、予以保存的时候，最为务实和直通人性的评估原则，也是最符合人们惯常思维方式的原则是，看这东西是否有用。“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扔掉”，这个极其简朴的道理也就是民间文书档案得以形成的真理，其实质是内在契合了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修士提出的“奥卡姆剃刀”定理，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在具体判定什么是“有用”的问题上，至少要有三个维度予以支撑，由此也构成了文书选择的三个标准：其一是功利上的有用，亦即最基本的“有用”。拿财产转移的买卖、典当文书来说，其实它们就是证券性财产，每一份都是物质经济利益之所在，最初目的就是“今欲有凭，立此文契存照”。它们是不能丢失的，且一定要保管好，否则就是“口说无凭”，若涉及了纠纷、打起了官司，难有胜算。其他如合同、合约、阄书、遗嘱、继书、借约、税票等，都与切身利益有关，都是十分“有用”的，因此都要留存好。在已发现的民间档案文书中，也正是此类文书遗存最多。其二是记忆上的有用，如日记、备忘、便记、类抄等，它们间接地是“功利性有用”的延续和补充。其三是情感上的有用，多是曾经有用的东西，留作了纪念。

由此可见，民间文书档案在形成上，主体性是存在的，在文书产生、选择、保存的各个环节，主体的目的性都很强。其根据是在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在于主体对自我意识行为的务实追求与持续把握。正是因为这种主体意识与行为的普遍，所以中国乡村民间会产生大量的民间文书档案。

（摘编自刘伯山《民间文书档案的归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