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尚书·尧典》中曾这样记载观象授时，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西汉至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十六国时期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僧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中国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古代天文官员们把天象看成是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多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领导制造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体，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其中从公元1010年到公元1106年，就先后组织了五次大型的恒星位置测量，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和清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否则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侧重几何学。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有助于我们今天天文学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二

历法源于天文，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发明《殷历》“甲寅元”（四分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

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古人形成了“日”与“年”的时间概念。太阳东升西落，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合为一日。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纪日方法是干支纪日法，即运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据可靠资料，公元前720年，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至今近三千年，干支纪日从未间断过，成为世界上迄今所知最长的纪日文字记载。古人立竿测影，将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这一天夜晚最长；将日影最短的一天定为夏至日，这一天白昼最长。每年春夏秋冬循环一次。《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表明夏商时期古人已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6日，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称为一“岁”）。至迟到春秋时期，后人更加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

历史上采用过的纪年方法有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等。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到1911年，年号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一直并用，如1898年戊戌（干支纪年）变法中的“戊戌”就是指光绪二十四年。

月相的变化使先民掌握了时间长度“月”。古人观测出月相从满月（望）到下一个满月平均需要29.53日。12个月约为354日，与回归年365又1/4日相差大约11日。每三年累计相差33日以上，超过一个月。古人为调配月与回归年的长度，采用了“置闰”的方法，保证月份与季节的相应。春秋时期，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调配年、月、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任务，也是历史上频繁改历的原因。

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至战国时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这是一套农事历，用以指导农耕生产，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

（摘编自张闻玉马明芳《中国古天文历法学》）

红裤子

卞之琳

安居村一下子黯然失色了：娘儿们一齐换下了红裤子。

安居村离同蒲铁路线只有十里路，以前曾经到过日本兵。老百姓回到空了的村里才两个月，今天下午忽然听说日本兵沿铁路挨村“宣抚”，明天安居村老百姓得静候“皇军”来“宣抚”，如果预先逃走一人，“皇军”就不给安居村留一所房子。于是全村震动。娘儿们无意中一下子就学了“摩登”，把头发都剪短了。部分女子恨起了以前不曾放脚，不过最惹眼的到底还是红裤子。

怎样换去红裤子的问题，可难倒了过门才两个半月的关小双老婆。她的红裤子是村里最新的，虽然曾在山沟里蘸过黄土，但仍不失其鲜明。愿不愿意换，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问题是拿什么来换。上次连夜逃往山里去的时候，在慌乱中她把一包衣服给丢了。如今把红裤子换下，穿什么呢？

下午关小双回来，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了。关小双在村公所和村长拌了几句嘴，心里老大不高兴，回来看见老婆还穿着红裤子，呆了一下，就把自己的黑裤子脱下，向她一扔，说：“你换上！”

老婆向他看了看。他向老婆看了看，加重声气说：“你换上！”老婆不敢出声，只有服从他这个荒唐的命令。

他们把上身的夹袄也换了，黑绿两色，对比鲜明。年轻的老婆满肚子惊疑，可是不敢作一声，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走出门。

第二天太阳才刚升到树梢头，“皇军”就来“宣抚”了，一共11个，可只有十匹马，其中有一个汉奸，没有马骑。

“‘皇军’决不吃你们什么，”汉奸说，“煎几张葱花饼就得了。”

“‘皇军’决不要你们什么，”汉奸说，“只是你们在静候‘宣抚’的时候，就去找一担白菜。”

“行。”

“找一担萝卜。”

“行。”

“再找一百个鸡蛋。”

村长皱了皱眉头，迟疑了一下，还是说：“行。”

十匹马在村公所前吃黄豆，七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在村公所内吃葱花饼。还有三个日本兵呢？他们早就到外边去了，说是去看看菜田。

吃够了东西，鬼子头儿向汉奸说了几句话，汉奸马上转头来说：“要‘宣抚’了，召集全村人到前面场子来听话。”

全村八十户只到了八十人，其中一半是孩子，被村长拉来凑数。一担白菜，一担萝卜，一担鸡蛋，都摆在村公所门口。

胖头儿站在阶石上，开始讲话，汉奸翻译。大意是“皇军”战无不胜。他们是来保护中国人民的，众百姓要向“皇军”报告野蛮的土匪八路军的消息。然后开始了问答：“‘皇军’杀人放火吗？”

“不。”

“你们怕皇军吗？”

“不怕。”

“那为什么土匪来了不走，我们来了你们就跑呢？”全场沉默。

蔬菜到齐了，鸡蛋到齐了，就是自己人还没有到齐。汉奸问老百姓：“那三个‘皇军’到哪里了？”

谁也不知道。村长打发几个老百姓去找。

村长自己也去找。他推开关小双的屋门，看见关小双战战兢兢缩在炕角落里。他又好气又好笑：“哈，你关小双今天怎么也不敢出头了？”说完才认出面前的竟是关小双老婆，他气得无从笑起，又挨户搜寻去了。半天一无所获。于是雷霆在他头顶上响了。他被绑在一棵白杨树上。

全村人都慌了。有人拉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说：“他知道，他知道。”“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我看见他们在村东口追一个红裤子，愈追愈远，追到山里去了，再没见回来。”

汉奸把话译给胖头儿听，胖头儿向汉奸头顶上爆出去一个霹雷，从汉奸嘴里传出来就变了：“给我把红裤子找来！”

可是人头中一个向白杨树外转动了，数十个一齐向南边转动了，像一阵轻风吹过的麦穗。大家看见一条红裤子大步跑来，全然不是女人步伐，后面跟来了一大群兵，穿灰军衣的，不是那三个“皇军”！

“红裤子来了！红裤子来了！”

七个鬼子一齐跳上马，往村北就跑，撇下萝卜、鸡蛋和三匹马。汉奸想骑马，可试了两下，没有骑得上，也放步向北溜。可是他并没能逃脱，被穿红裤子的关小双抓住了。“这三担东西正好慰劳游击队。”

被游击队救下的村长感激得直流泪。“可鬼子马上就会再来的，”关小双抢上来说了，“我们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吗？”

那么怎么办？很简单，全体进山去加入游击队。就这么办。这时候在场的已经是五百人。一道长流缓缓地流向山里去，杂在人流里的还有牲口，牲口驮着女人和小孩。女人和小孩抱着包裹，抱着鸡。

当夜在游击队司令部，司令听说活捉了三个日本兵，一个汉奸，缴获了三支步枪三匹马，都是关小双的功劳，便要好好犒赏他，关小双则“只要一套军服”。司令笑了，因为到这时候他才看见关小双穿的还是红裤子呢。一套灰色军衣找来了，关小双立即换上了。然后他把那一套绿袄红裤子弹去了尘土，折叠在一起。

关小双换了衣服，走到住那些预备第二天到缝切厂去的妇女的院子里，找到了自己老婆，把那衣服轻轻地向她膝头一搁，用左臂拢了一下她的肩头，含笑说：“等将来太平了再穿。”

（摘自1939年，发表于重庆《文艺月报》，有删改）

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死不恐。”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赵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戮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对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仇也？” 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子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节选自《说苑•至公》）

临江仙·夜归临皋^①

苏轼

夜饮东坡^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③平。小舟从此进，江海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