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它所关注和探讨的都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一些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尽管时代经历了巨大变迁，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价值观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也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譬如，《周易》体现了辩证思维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还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是生命之学、智慧之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最能体现中国哲学基本特征和精神并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统哲学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反思，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加以反映、提升和总结的。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通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今，西方社会又一次表现出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世界各国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目的。譬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等中国哲学智慧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普通群众对之都能感同身受，并且从内心深处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更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从根本上讲，中国哲学就是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之学。冯友兰曾经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异彩。历史上，中国哲学曾经领跑世界；新时代，中国哲学又走上了世界舞台中央。

（摘编自王杰《中国哲学的时代魅力》）

材料一：

新京报：这本书的书名叫《史记的读法》。你讲《史记》为什么会从司马迁写《史记》的视角出发？

杨照：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有着特别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特别复杂的心灵结构。在阅读《史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切地认识到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切地了解《史记》。这是我多年探究《史记》所得到的结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史记》。这是一种特别有收获的读法。

我提倡读《史记》需要“历史式的读法”。我们要了解司马迁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司马迁写《史记》的历史观。我们一般读《史记》基本上用的就是“文学式的读法”——我们喜欢读《史记》里精彩的故事，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有所认同。不过，因为司马迁的作者意识太强大了，所以除了“历史式的读法”和“文学式的读法”之外，我们还要对司马迁的心灵和精神再多一点认知。

新京报：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以人物为中心。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到现在，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照：①这种现象是一种遗憾。这起源于大家对于司马迁的误会。纪传体是被纳入到中国正史的书写体例，而《史记》被放在正史第一的位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中国正史中的纪传体，其实和司马迁写的纪传体是不一样的。

②二十四史里面的大部分史书，一定有本纪和列传。可是，司马迁不是这样架构他的《史记》的。《史记》里有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之后的史家没真正把握司马迁写纪传体的精神，这是令人遗憾的。二十四史里许多正史里并没有志书。《汉书》还继承了志书。志书是脱离人物的制度史。《史记》之所以有志书这种体例，是因为司马迁太了解历史上有太多东西不能用人物来解释。在司马迁所记录的时代里，有着许多种计算时间的方式，所以这时我们需要“表”才能够厘清历史脉络。书和表在《史记》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

③此外，司马迁笔下的本纪，并不是有着帝王将相的史观。对司马迁来说，本纪只是《史记》的一部分。他把本纪放到《史记》的最前面，不是因为本纪最重要，而是为了方便。司马迁用本纪来进行断代，并展开该时代的主要政治事件。这并不是替帝王立传的写法！

④汉高祖的事迹被大量地记载在《高祖本纪》上。但是，如果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并理解刘邦，至少还要看《项羽本纪》。其实，刘邦的许多事迹写在了《留侯世家》《陈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里。因此《高祖本纪》并不是刘邦的传记。这是个误会。

⑤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以人物、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观是来自于司马迁，这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割裂的方式去读《史记》。一般来说，我们读《史记》只读几篇本纪和列传，这并没尊重司马迁创作时搭建的架构，也没有理解司马迁背后的野心。司马迁不是为了歌颂帝王将相，恰好相反，他抒发的是官吏的抗议。《史记》的构架和背后的史观、心灵和精神，在班固之后都没有被传承下来。这才是我今天试图去还原司马迁的本相和《史记》完整内容的原因。

新京报：为什么司马迁的这种结构没有被后来的史书传承下来呢？

杨照：因为他的史学观念太过于超越了，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我们一般的观念。司马迁的野心是要整理从他那个时代往前能够追索到的所有人类的经验。司马迁不只有这么庞大的野心，还有可执行的方法，并产生了相应的书写架构。古往今来，很少有这种野心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类似的野心，比如《人类简史》。初看到《人类简史》时，我们会被吓一跳，作者怎么敢把完整的人类历史放进一本书里面呢？但司马迁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史记》比《人类简史》的表现方式更具吸引力。

（选自《新京报·专访杨照》）

材料二：

《史记》一书，是以纪传为本体，以八书为总论，以十表为附录之一部自成系统的历史著作。司马迁把过去零碎散乱的史料，分别归类于各人之纪传而演绎之；然后于八书中总其历史时代的背景而作归纳之叙述；最后，则于年表中，排比年代，以求从时间的关系上推求其彼此间之关联。故归纳、演绎、排比，实为纪传体历史方法构成的要素；而其表现的形式，则为纪、传与书、表。

同时，在纪传中，又以本纪为纲领，而以世家与列传演绎本纪的内容，使本纪、世家与列传，构成无形的连锁。然后再以全部的纪、传与书、表相关联。这样，就构成了纪传体历史方法之整然的体系。

在叙述方面，于纪传中，司马迁已经把眼光注射到历史上的社会之各阶层人民的形形色色的活动，注射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于八书中，他不仅注意到礼乐、律历，而且也注意到平准、河渠，注意到天官、封禅，从经济、政治乃至意识诸形态，无所不书。于十表中，他已经知道详者纪月，次之纪年，又次之纪世；从三代下迄汉武，其间诸侯将相，无不依次为表。

（选自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

材料三

（选自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一件棉大衣

练建安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到七里滩作客。

七里滩在千里汀江中游，往昔船帆云集、人货辐辏。时下，许多青壮年都打工去了。农村变了，小洋楼星散，就是见不到几个人。此时的七里滩，江水清浅，田野稻穗金黄。摩托车沿平坦的乡村水泥路风驰电掣，很快就到了大围屋。

围屋，又叫围龙屋，是南方客家人家族聚居的地方。我要找的，是大学同学邱文超。文超早等在门外了。门墙边，有张精致藤椅，端坐着一位孤零零的龙钟老人，眯眼晒太阳。他的穿戴有点奇特，老旧军装，崭新的“红色旅游”红军帽。文超说：“伯公太，好回家吃饭啦。”老人含含糊糊应了一声，哈喇子滴下来。

大半天后，我们出门，老人还是坐在原地，嘟嘟囔囔，浑浊的目光朝向近处，竹篙上翻晒着一件灰黑色破旧棉大衣。文超笑问：“吃饭了吗？”老人不响。

我搭载文超回县城，途中，我们在山腰凉亭歇息。

文超说，伯公太的嘟囔，说来好笑，反反复复就三个字，棉大衣。噢，又不是天贶节，晒什么棉大衣呀？

你知道他是谁吗？讲出名字来，你可要站稳啦。说吧，别卖关子。

邱禄贵。

老革命邱禄贵？正是！

邱禄贵是闽西的传奇人物，世代务农，念过几个月私塾，15岁参加红军，古田会议那会儿，他是门岗卫兵，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战斗，长征期间，是主席的马夫，要不是被敌机炸弹炸伤了脑袋，咱们家乡就铁定多了一颗开国将星。

革命胜利了，邱老主动要求回到家乡，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病残身体，任命他为粮管所主任。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兢兢业业，直到离休。

关于邱老，传说甚多。某县长下乡，前呼后拥，随从吆喝挑粪的农妇让道，某县长却被邱老狠狠地打了几拐杖，抱头鼠窜。粮站多老鼠，他不让放毒药，说是不安全。经周密侦察，他发现了一个老鼠洞。手持铁锤，半夜埋伏在老鼠洞口，一动不动。老鼠探出头来，啪地一锤子，快如闪电。老革命坚持不懈的长年伏击，战果显著，鼠辈落荒而逃。

离休后，邱老回到七里滩老家。百岁老红军，逢年过节的，地方领导同志都要来慰问慰问，电视上不时有他的身影。老旧军装和红军帽，是邱老的标志。

棉大衣，是什么意思？大热天的，要它干什么？

文超苦笑，我也说不清楚。长征时，我们村出去了四十多人，就一个邱老回来了。传说，村里还有一个连长，叫钟石生，他们一起参加了飞夺泸定桥。邱老脑袋炸伤后昏死过去了，是钟石生把他背下来的，走了三天三夜，赶上了大部队，军医救活了他。军医说，小邱你命大，多亏了小石头哪。

八路军115师独立团驻守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考虑到邱老多次负伤，特别是头部重伤，老团长杨司令员安排他任供给处仓库主任。

1939年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一部由沫源城出动“扫荡”，被八路军歼灭于雁宿崖。杨司令员判断，鬼子将大规模报复，遂请示上级获准，集中了晋察冀军区部队及120师特务团等部兵力，设伏黄土岭，计划诱歼敌军。

战斗打响前，一团一营三连的连长带人来供给处仓库领棉大衣。他们将设伏在最前沿的阵地。北方天气，夜晚苦寒。这个连长不是别人，是老弟兄钟石生。这一天傍晚，夕阳西下，寒风呼啸。钟连长带着一个班的战士突然来到仓库所在地。邱老喜出望外，二话不说，把钟连长拽到屋角，掏出大半瓶包谷烧酒，你一口，我一口，喝了个精光。

“阿贵，老伤咋样？”

“这不，搞两口，通经活血。”“有大行动。”

“晓得。”

“我们连，要吃肥肉。”“尖刀连嘛。”

“我们来领棉大衣。”

“有，有，被服厂刚刚送来入库的。尖刀连的，耳朵就是灵通。”“老伙计，给我128套。”

“好哟。批条。”

“没有。口头命令，司令员特批的。”“不行！”

“咋不行？问问老杨嘛。”

“石头，你去补批条，我立马安排出仓。”

“来不及啦，天亮前，我们连必须赶到设伏地点。”“没有批条，一件也不能给。”

“真的不能？就连我也不能给吗？”

“不行，绝对不行，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铁的制度。”“好啊，阿贵呀阿贵，你可要给我记住喽！”

钟连长带着他的人马气呼呼地走了。邱老对身边的战士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办法哪，制度就是制度嘛。

两天后，黄土岭战斗结束，八路军歼灭鬼子900余人，击毙敌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钟连长牺牲了。邱老赶到战场，脱下棉大衣，换下石头血迹斑斑的破旧棉大衣，一直珍藏。70多年了，每年定期取出来晒太阳。家人说，这些年，老爷子越老越糊涂了，三天两头瞎折腾，呆呆的，嘟嘟囔囔，干什么呀？

说完故事，文超问，你说呢？干什么呀？我说，回城吧。

车行山路。夕阳映照的山冈上，有一树一树的杜鹃花开放，迎风摇曳。

（有删改）

晋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浑卒。吐谷浑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归，分户一千七百以隶之。及廆嗣位，二部马斗，廆遣使让吐谷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异，而令马有斗伤！”吐谷浑怒曰：“马是六畜，斗乃其常，何至怒及于人？欲选别甚易，恐后会为难耳！今当去汝万里之外。”遂帅其众西徙。廆悔之，遣其长史乙那娄冯追谢之。吐谷浑曰：“先公尝称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当强盛，祚流后世’。我，孽子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意乎！”遂不复还，西傅阴山而居。属永嘉之乱，因度陇而西，据洮水之西，极于白兰，地方数千里，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为之作《阿干之歌》。成帝咸和四年，羌酋姜聪刺河南王吐延。吐延不抽剑，召其将纥扢埿，使辅其子叶延，保于白兰，抽剑而死。叶延孝而好学，以为“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乃自号其国曰吐谷浑。吐谷浑王辟奚，叶延之子也，好学，仁厚而无威断，三弟专恣、国人患之。长史钟恶地，西漒羌豪也，谓司马乞宿云曰：“三弟纵横势出王右几亡国矣吾二人位为元辅岂得坐而视之诘朝月望文武并会吾将讨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转目一顾立可擒也”宿云请先白王，恶地曰：“王仁而无断，白之必不从；万一事泄，吾属无类矣。事已出口，何可中变！”遂于坐收三弟杀之。辟奚惊怖，自投床下，恶地、宿云趋而扶之，曰：“臣昨梦先王敕臣，云‘三弟将为逆，不可不讨。’故诛之耳。”辟奚由是发病恍惚，命世子视连曰：“吾祸及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任汝治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

（选自《通鉴纪事本末·吐谷浑盛衰》，有删改）

夜   筝

白居易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

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