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汇报：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是高风险的研究。在科研人员的评价方面，如何建立更好的评价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坐住坐稳“冷板凳”？

张杰：确实，最具创新性的研究往往是高风险的研究。紧紧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我们还需要在整个科研评价体系开启更多的改革。

应该看到，在传统的以论文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下，一些科研人员会更倾向于做更容易发表论文的“自由探索”，即做“能发表论文的科研”。可以说，这种现象不仅在物理学，也在其他一些学科中发生。事实上，当科研人员都倾向于从事更容易发表论文的研究，这种急功近利的风气不仅给年轻人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也会有损学科和科研的健康发展。

不过，也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技创新激励体系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比如，我所在的激光聚变联合研究团队中，有两位重要成员分别来自中科院物理所和上海交通大学，是我们8轮大型联合实验的实验诊断值班长。他们对于激光聚变实验诊断有着独到的理解和高超的技术，去年，他俩因为对激光聚变研究作出的实际科研贡献，而非因为发表论文，在各自的单位都晋升为研究员。又比如，我们项目中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已有多名科研人员凭着实际科研贡献而不是简单的论文发表，获得了职称晋升。可以说，这样的评价体系的建立，不仅对科研人员本身是一种激励，对更多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学生来说，也无疑带来正向的激励。

因此，在大科学研究中，从长远来看，科研人员在从事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可能取得进展甚至突破却不能发表更多论文，应该把这些贡献纳入实际的科研奖励和资助体系。

文汇报：从科研管理的角度，您可否谈谈，如何更好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沉下心做研究？

张杰：对于青年科学家，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时间和稳定的支持，不要过于干涉他们的自由探索。每谈到这个问题，总有人会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来佐证基础研究需要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出成果。确实，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要甘坐“冷板凳”，但是在一个科研机构中，在氛围足够宽松、科研人员之间交流足够充分的情况下，六年基本足以判断某个研究的价值。

在李政道研究所，我们已经聚集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还有一批充满梦想的青年科学家。每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进来之后，都会配备1～2名资深的科学家“辅导”。在我们设置的六年聘期中，通常只在第三年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一次诊断性评估，给他们的研究提一些建议，青年科学家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建议，直到第六年我们会对他们的研究进展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进行最终评估。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给年轻人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同时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科学研究支持体系。

（摘编自姜鹏、储舒婷《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优势，争做更多科技领域领跑者》）

材料二：

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端，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催生颠覆性创新，带来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无论从国家科技发展进入新阶段考虑，还是从目前我国的现实需求出发，基础研究人才的评价都要更加强调“原创性”。

人才评价指挥棒要想引导科研人员投身原始创新，必须辅以长周期、宽松的评价环境，使科技人才有相对自由探索、思考真正科学问题的时间。鼓励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开展非共识项目研究，探索未被证明、没有研究基础、无人探索或探索失败的问题，力争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创新成果。

为此，国家和科研单位应营造一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激发科技人才的责任感、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其大胆冒险、积极探索，不断完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

对于基础研究人才群体来说，要提升他们的综合创新能力。

综合创新能力包括获取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产品开发的能力，将成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及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等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因此，反映科研人员综合创新能力的维度，例如敏锐观察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和决策判断能力等可以作为评价指标参考。

此外，作为当前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产学研协同合作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与产业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科技创新成果特别是数字技术加速渗透融入现代产业体系，要求创新链各要素和主体之间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无论是人才评价体系还是基础研究人才本身，都应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协同合作的意识及能力。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基础研究人才评价应更强调“原创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第60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特聘教授黄建平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的专访，就“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经验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和思考。

中国教育在线：由您领衔的兰州大学大气科学教师团队，入选了“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教师团队创建示范名单”，您认为团队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黄建平：我觉得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坚守和奋斗。在西北化地域劣势为优势，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学生。锤炼自己的品格意志，为了科学的发展勇攀高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所以，我既是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践行者，也是受益者，在我们的团队中，所有人同心协力，艰苦奋斗，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团队。

中国教育在线：“到西部去”也是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号召，您觉得如何才能增强西部或者是西部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

黄建平：我是2004年回国以后任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的。对于一个基层学院来说，人才短缺是最大的困难。当时我们面临的就是人才短缺、经费不足的情况，条件也很艰苦。我认为，想要留住人才，就是要建设一支黄大年式的团队。

在我们团队建设的过程中，凝聚力是逐渐形成的。随着项目的推进，慢慢地大家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所研究的课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老师和同学之间相互支持，在团队的成长过程中，大家也渐渐爱上了这块土地。大家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写在了我们热爱的西北边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也成长起来了，人才也都留了下来。

……

中国教育在线：团队的出色靠人才，那么你觉得，___________？

黄建平：应对时代变局，响应国家需求，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有奉献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为，要培养出一个有奉献精神、可堪大用的人才，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从本科到博士的时间。

首先，在本科阶段就是要重视关于道德品格的教育。比如前一段时间，我请来了《山海情》的原型、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教授和北斗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院士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就是要用这些鲜活的例子告诉他们，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至诚报国。

但这还不够，我们要加思政建设融入到科学研究之中，融入到教学当中。因为国际形势影响方方面面，我们要时刻提醒学生，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要让孩子们心里装着这个国家，而不是只装着自己。要让他们知道，作为学生，只有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成为栋梁之材，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到研究生阶段，我们再带着孩子们去进行各种各样的野外观测和科考实践，在艰苦的环境中锤炼他们的品格和意志。这样，大概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我认为可以培养出来一个真正拥有家国情怀、可堪大用的人才。

中国教育在线：10年，确实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您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真的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黄建平：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既是践行者，也是受益者，我自己也在团队的建设过程中获得了成长。同时，我的第一批学生也成长起来了，他们都是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再到现在成为青年教师，把这种精神又传承给他的学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使得学生们都能够成长为优秀的人才。

（摘编自2023年11月4日中国教育在线《黄建平院士：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材料二：

科学研究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更多的是心有大我、百折不挠。

2004年以前，兰州大学大气学科，虽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师资力量薄弱、科研基础弱、科研经费严重短缺，甚至面临着一级学科博士点被“摘帽”的挑战。

黄建平作为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首任院长，并未退缩，他凭借从事大气科学研究多年的经验，以科学家独到而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里独特的科研优势。他认为，甘肃毗邻青藏高原，地处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典型位置，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天然试验场。如果在这里开展最为基础的气候与环境监测，应该能做出一些原创性的成果。

为了改善科研条件、发展壮大学科，黄建平决定从建设观测站的基础工作入手。“想要获得一流的研究成果，就必须从观测入手，拿到第一手的观测数据。不然只能使用国际通用的模型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观测数据进行研究，但这些并不一定都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研究结果自然很难有所创新发展。”

经多方考察选址，黄建平决定将观测站建立在榆中校区的萃英山顶上。那时榆中校区刚刚建成不久，通往萃英山的公路尚未修好，新购置的观测仪器只能由黄建平团队的同学们用人力车沿小路一步步拖拽上去。大气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闭建荣是2002级学生，他的本硕博都在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完成，他对当时的艰苦记忆犹新，“寒冷的冬天，平房里没有暖气，靠煤炉取暖。但不管多苦多难，黄老师都和我们同吃同住在山上。”闭建荣回忆道。

正是在这样不懈的努力下，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终于在200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同年被批准加入国际能量和水分循环观测计划，这在当时是全国高校建设的第一个国际气候观测站。

（摘编自2021年11月27日兰州大学新闻网《中科院院士黄建平：心有大我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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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2001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湖南长沙马坡岭笼罩在薄雾之中，空中不时飘下雨点。袁隆平眯起双眼，出神地打量着这片几百亩大的试验田，然后跨过水渠，迈步走进田间。他蹲下身子翻看着土壤。

我跟随在他身后不禁产生了瞬间的错觉：这难道就是几天后就要赴京，领取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学家吗？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使我想起了农民送给他的“泥腿子专家”“泥腿子院士”的称谓。

……

那是1961年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采用常规法培育出来的早稻常规品种正在勾头散籽，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袁隆平把讲义夹放在田埂上，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观察起来。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蔸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屏气静神地伸出双手，欣喜地抚摸着那可爱的稻穗，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

这是一株奇特的稻禾，株形优异，穗大粒多，足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用布条扎上记号，从此格外精心地照顾这蔸稻禾。收获季节他得到了一把金灿灿的稻种。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这些种子播种到试验田里，期待收获有希望的新一代稻种。可是当秧苗长高之后，袁隆平发现，它们高的高，矮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它们的前代。

（摘编自沈英甲《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材料二：

媒体融合背景下，典型人物通讯作为主流媒体的重要新闻宣传形式和载体，要冲破博人眼球的新媒体产品的重重围堵，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从而实现亮眼、动心、吸引受众、撼动人心的目的，就需要记者用专业能力捕捉挖掘有故事的典型人物，并把握采访和写作两个环节，用讲故事的形式将典型人物的形象传递给受众。

报道典型人物，既要把握人人皆有的共通情感，又要展示其“不凡人性”的光辉之处。建国以来，人物通讯不乏精品力作，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等，但是，更多的作品常常为了塑造而塑造，缺少了典型人物作为鲜活生命的生动性和立体性，忽略了其做出不平凡事的心理动因，这往往使得新闻作品的传播效果甚微。“永远拥有一颗像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对事物的发展充满疑问，才能催生探究事物本质的激情。”唯有带着好奇心和新闻敏感性，新闻工作者才能不错过一个个好的新闻素材。

当然，典型人物通讯要想在诸多新媒体产品中获取受众的关注度，并获得预期影响力，就需要从采访环节开始，更加用心地做足功课、列好提纲、观察揣摩、层层击破、捕捉被采访者身上的新闻点。每个新闻当事人的身上都会有若干亮点，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应分清主要与次要，矛盾冲突和发展趋向不是刻意求全，只要把典型人物的典型特点和最具新闻价值的闪光点说深说透就行。也就是说，在媒体背景下，对典型人物的采访更要注重深度和细节，“寻找人物自身、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对立冲突关系。故事要有情节，情节就需要矛盾冲突，记者在采编过程中要善于发现、设置矛盾冲突”。

此外，我国电视新闻界的前辈陈虻曾提出好的纪录片或电视节目需要“用结构深化主题”，于通讯稿而言亦如此。典型人物通讯写作过程中，要注意运用细节，借助语言还原出一个个场景。在具体的采写实践中，笔者形成了如下两点思考：其一，典型人物通讯的开篇要使受众有阅读下去的欲望。在典型人物通讯的写作过程中，需要运用更多构思与技巧。其中，亮眼的标题和充满矛盾冲突的新闻事实的导语会让典型人物通讯的写作获得成功的一半。其二，典型人物通讯的写作过程是呈现事实、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典型人物报道过程中存在着人物形象“脸谱化”、报道方式说教化的问题，往往过多强调典型人物在国家与民族等宏大价值观层面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教化功能，形成了“高大全”的形象，却缺少生活化气息。为了避免说教，写作典型人物通讯时要善用细节，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并借助白描的写作手法，以简短的描写新闻事实的句子呈现典型人物的形象，最大程度上给典型人物“去脸谱化”，使其成为“他自己”。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背景下，典型人物通讯采写更加考验新闻工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扎根一线，讲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做展现人性光辉的报道，才能真正实现正面引导社会舆论、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目的。

（摘编自梁璐《媒体融合背景下典型人物通讯的采写策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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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信息服务平台为了迎合用户的兴趣，在信息整合的过程中使用算法技术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改善了用户的体验，但是也可能引发用户信息来源片面、价值观念极化等社会问题。信息技术促进了信息服务平台的发展，但是长期依赖算法技术推送用户喜好的信息，很可能导致用户形成信息茧房，严重影响用户的行为和决策，从长期看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信息茧房”是美国学者桑斯坦对现代互联网环境的描述，指的是个人或群体被包含在一个信息壁垒内，自主或不自主地把信息选择行为固定在对特定类型信息的选择之内，进而在思想和情感方面产生对这一类信息的亲近和对其他类信息的排斥，久而久之，人们在信息选择上愈发局限。信息茧房恰当地描述了信息如同“蚕茧”一般，包围着人们，让人们无法以不同的态度与视角认识社会。

依照桑斯坦的观点，信息茧房的前置条件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指的是在信息受众身边存在同质化的信息反复传播的情况，强化了信息受众对这一类信息的偏听偏信，也为茧房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茧房内部自然充斥着用户个人兴趣倾向的信息内容，而不符合用户个人兴趣的信息就会被排斥于茧房外部，长此以往，用户会固化认知，甚至产生偏见。

“群体极化”是信息茧房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它指的是在茧房真正形成并已经影响到人的思想与精神的时候，可能出现由于茧房之间信息差异而导致人与人的争端和纠纷，也就是说，信息茧房最终可能导致非理性行为。同一茧房中的人往往三观一致，各自形成的信息茧房也基本大同小异，由此信息茧房中同质化内容的反复传播，会使群体中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观念深信不疑，进而产生群体极化。

此外，信息茧房内部的信息完全是根据个人喜好而定的。部分社会公共议题因不受喜爱而被隔绝在用户个人茧房之外，无法对用户产生引导的效果，用户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就会有所减弱。

消解信息茧房的影响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倡导健康有序的媒介文化。主动思索才能见微知著，广采博收才能营养均衡。用户在充分享受媒介便利的同时，应重视个人媒介素养的提升，养成健康的媒介使用习惯，建立健康的媒介生活方式。

当然，信息茧房也有着自身的优势。由公众根据自我需求和兴趣爱好而建构形成的信息茧房，剔除了公众不感兴趣的无效信息，汇聚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内容，无形中充当了“策展人”的角色。信息茧房内同质化内容的不断流动，能够汇聚人们对同一问题的多元意见，整合公众群体的智慧。

（取材于徐红昌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面对信息茧房现象，我们不必焦虑。生活在智能媒介时代，大到信息资讯，小到衣食住行，人们或多或少地被以推荐算法为代表的新技术影响着。人们得益于其高效与便捷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行为数据“供给”算法，助其成长。媒介传播是由更先进的工具来承载的，当前媒介技术的弊端或将在媒介成长的过程中得以解决。

用户信息选择的同质化是信息茧房存在的前提，虽然用户偏爱自己感兴趣或观点一致的信息，但具有不同信息素养水平的用户对差异观点的包容度、对算法推荐的敏感性都有所不同。这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用户对自己所处的信息茧房的认知，并对此做出行为上的调整，如进行多平台信息检索、多源信息验证、社群舆情辨别等。有学者发现，受教育年限较低的用户，更容易落入信息茧房中；而受教育年限超过15年的用户，即使日常信息获取时间超过3.9小时，却依然不会落入信息茧房之中。因此通过延长受教育的年限来提升用户信息素养，提高其对流量信息、过度推荐信息的辨别能力，增强其主动搜寻信息的能力，是消解信息茧房影响的长期任务。

技术的功能设计源于用户的偏好，最终又影响到用户，对于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茧房问题， 需要让技术“以人为尺度”，优化用户所接触的信息世界。目前已有围绕网络资源管理与技术改进开展的措施，通过内容监管、热搜榜单、信息搜索、算法改进等多元信息组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信息渗透的“信息蜂房”。

在上述探索的基础上，消解信息茧房的影响应该提升至信息治理的高度。当下信息环境复杂，虽然算法治理一直被寄予厚望，但网络信息平台对流量价值的追求让算法改进的落地与茧房消解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落实治理机制。

（取材于张玥、庄碧琛等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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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现在，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选自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中国考古学如要真正达到国史重建的目标，首先需要更新范式，为科技方法进入考古学形成的学科交叉提供问题导向。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与文献历史有本质的区别，其研究材料的物质性决定了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以提炼其中不可直观的隐形信息。而且，考古学与历史学相比，更加擅长探索环境、生业、技术、人口和社会复杂化的长时段发展。对于科技考古工作者，应当熟悉和掌握当代考古学的新范式和新理论，努力为解决各种考古学难题提供关键信息。所以，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应该是协同合作的系统工程，以共同问题指导发掘、采集样本、选择分析方法，然后检验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并作出结论。

考古学擅长重建的并非历史文献的那种政治史和编年史，而是人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将自己组织起来，从原始游群向国家和文明社会发展的整体史。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考古学仍然能够提供文献记载所没有的环境、人口、经济、贸易、族属等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研究人类的过去而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而且，这门学科是人类历史99%以上时间长度唯一的信息来源。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所以它的分析方法更像自然科学，需要收集证据，做实验，提出假设，用更多的材料来检验假设，然后构建一种模式来作结论。然而，这种结论性综述或历史重建必须以人文学科的语言来表述，以重现古人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学各个领域之时，我们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同等重要。就目前我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迫切需要在问题意识上取得一致。比如，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原来是在文化生态学理论指导下的操作路径，用来探讨史前期人地关系的变迁。因此，我国田野考古工作者应该重视物质文化的功能分析，超越器物分类去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考古学阐释也不能再囿于起源和传播，而要重视文化变迁的内部动因。探究不同文物使用的社会价值，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第一步。

要让静态的物质遗存活起来，就应该将它们放到活的有机系统中去思考和分析，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这就是过程考古学的系统论思维，要把物质文化放到环境、技术、经济、社会、贸易和信仰等不同子系统中去观察它们动态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考古学从历时过程观察文化功能和系统的变迁，就能分辨影响文化变迁的动因，从而对社会发展作出比较可信的解释。

文化历史考古学应该继续改善和发挥其类型学和地层学优势，为社会文化的功能和过程分析提供更加细致和精密的时空框架，以观察社会演变。科技考古是过程考古学的得力助手，可以为环境适应、技术、经济、贸易和人口变迁提供历史重建的关键信息。古代社会的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是难度最大的探索领域，后过程考古学在这方面的严谨探究也需要建立在扎实的民族志、历史学、艺术史、民族史研究和类比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一种范式的更新和学科的交叉，考古学才能重建一种涵盖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史。

在当下考古学科日趋专门化的情况下，无论是有着不同专攻方向的学者还是只有基础训练的高校研究生，都要重视学科之间的沟通，避免画地为牢。理科背景出身的学者需要更加熟悉田野考古基础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田野工作者也需要更加了解各种科技手段的基本原理和功效，熟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经典。这样的学科训练，才能将考古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融为一体，真正做到多学科交叉。这种学科交叉的目标是形成同一个研究“整体”，各学科专家相互熟悉并借助彼此的学科优势，并习惯于长期合作。这种方向既与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又能更好地胜任中国考古学国史重建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陈淳《建立历史、科技和人文整合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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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是一种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是建立在一定范畴之内的，依据一定的定理、定律，按照一定的程式和逻辑关系，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科学也是知识，这些知识是有序的、可检验的，是系统化、公式化了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知识体系”，一个是“思维形式”。“知识”是科学的载体，附着在这个载体之上的是反映科学本质和规律的“思维形式”。

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科学精神的形成》一书中这样概括科学：“在由客观知识精神分析形成的纯粹状态下，科学是智性的美。”这种美是对客观知识进行精神分析，进而达到纯粹状态的描述，是对客观事实的抽象和萃取。巴什拉接着说：“进入科学，就是在精神上年轻起来，就是接受一种否定过去的突变。”在巴什拉眼中，“知识体系”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突变”是科学的本质和精髓。巴什拉对科学的理解，不仅增加了科学的厚度，也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的内涵，并在知识发展程序的演绎中，不断淬炼科学精神，铸就科学思维。由此可见，科学不仅仅是知识和方法，更是精神和思维。

人们把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自然、生命、环境等现象及其性质进行重现与认识、探索与实践，并作出突出贡献、具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工作者称为“科学家”。在这些科学家身上，不仅具备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理性精神，更有批判和怀疑、创造和探索、实践和修正、平权和团队、人文和奉献的精神。有人把这种精神概括为“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在本质上反映着科学思维，不但同属科学范畴，而且是科学教育的精髓和主要内容。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对科学家精神作出全面概括。科学家精神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科学家精神与科学精神一脉相承，又具有中国优秀科学家代表的鲜明特色，同样是科学精神在科学家身上的具体体现，是科学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科学教育要加强的重要内容。

从科学的内涵到科学精神，再到科学家精神，从“客观知识”到“精神分析”，再到“纯粹状态”，科学包含了很多，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智性美”，这种美的集中体现就是寻求“突变”的科学思维。

（摘编自李荐《科学教育加“知识”，更要加“思维”》）

材料二：

众所周知，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翼，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科学思维养成，科学方法传递上，我们的科普工作仍有进步空间。以蓬勃发展的短视频科普为例，数量迅速增长的泛知识类科普作品，一方面让科学知识能够触达更多人，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出现了重“知识补课”轻“价值引领”的问题。科普短视频总体上还是以传递科学知识点为主，就知识谈知识的仍然占大多数，而对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进行介绍的则明显偏少，难以有效帮助青少年树立起系统的科学观念。

在这一方面，一些国家已经作出探索。他们重视对青少年科学精神及科学思维的培养，适时调整科普理念、政策规划。如美国科普工作的理念就经历了从19世纪“重视科技知识的实用性”到20世纪“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再到21世纪“注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人本性”的转变，在政策上从提倡对实用知识的掌握转向注重公民科学精神的培养。

他山之石不妨借鉴。从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到“润物细无声”养成科学思维，我们也可在观念、内容、方式上持续发力。

一是从理解科学到参与科学。当前，技术飞速更迭、信息海量泛在、万物万众皆媒，科学普及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深刻变化，正从理解科学的单向传播模式向参与科学的双向互动模式转变，青少年科普模式也正从传统的知识导向转变为科学思维导向。因此，亟待从科普观念上进行调整，即不仅要重视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同时还要更多传递知识本身产生的过程，更加注重青少年科学思维养成、科学精神培育以及创新能力培养。

二是用研究科学的精神去做科普。由于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的限制，科学思维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根据青少年的年龄和各阶段发展特点，鼓励引导各类传播主体在科普内容供给和科普方式上，强化科普思维养成意识，注重思维培养、方法训练等方面的优化设计，用研究科学的精神去做科普。

三是创造性的科学锻炼不可或缺。从科普实践的角度来说，科学普及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更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方法，激发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本·奥尔林曾在《欢乐数学》前言中写道：“如果你觉得数学不可能这么神奇，那也许是因为你在一个叫‘学校’的地方学过数学了。”虽然指代的是数学，但对于我们思考科学，探究科普受众好奇心与想象力的问题有所启发。

（摘编自余宁、刘郅楠《科普，更要普及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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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最早的稻麦二熟制出现于唐朝的南诏（即今云南），就当时而言，种植的区域也仅限于极少数地区。稻麦二熟制推广于北宋。发展于南宋。南宋时期，小麦在南方的大规模种植与稻麦二熟制得到全面发展，缓解了人口增长与土地稀缺的矛盾，实现了土地的持续利用。宋王室的南迁直接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上到王权皇贵下到商家农户，前后达数百万之多。南北饮食习惯的不同，北人开始大量种麦，人口的骤增，小麦供不应求，利益驱使南人也开始种麦，“一斛麦达万二千钱”。

对于稻麦二熟制的推广，宋朝多次颁布劝农种麦诏令。孝宗皇帝为了彰显榜样的力量，不惜以一国之尊亲自在宫中种植二麦，作为天下表率。在惠农政策驱使下，加之地方官员的积极督导劝诱，稻麦二熟制于宋朝得到了普遍发展，以水稻为主的长江流域也开始了小麦的广泛种植。“刈麦种禾（稻），一岁再熟”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北宋时苏州稻麦的广泛种植。这种对于稻麦广泛种植吟诵式的记载，南宋时就更多了，如杨万里《江山道中麦熟》、范成大《刈麦行》、方岳《农谣》等。这种“四海无闲田”的现象，也是与宋朝的政策有关。农户种植小麦可以不必交租，所有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政府的这一规定，让农户的收益有所增加。国家优惠政策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了广大农民种麦的积极性。地方官也大多能秉承朝廷的旨意，认真推广种麦。

北麦南种和二熟制大大提高了大湖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史载，北宋年间“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到了南宋年间，亩收三石已经是极为平常之事，更有“上色可收谷四石”的高产田出现，少数上田可达五石，所以在南宋时候出现了民谚“苏湖熟、天下足”。

除了南方种麦、推广稻麦二熟制外，宋太宗时期，在与辽接壤的河北地方、灌溉便利的地带也开始尝试种植水稻、“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家，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浸数里，颇似江南矣”。可以看出靠近塘泊池淀各州也相继种植水稻，种植范围颇为可观。

为了抗旱、确保水稻收成，北宋真宗时期，积极改良稻种，特派使臣从福建地区征调占城稻种。因为占城稻种本身的高产优势，再加上宋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广，占城稻得以在全国范围之内迅速发展。而且占城稻在北宋国土内落地生根，又培育出了适合大江南北生长的各种成熟期稻种、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总之，宋朝因地制官，实现了土地与人的持续发展。

（摘编自《宋朝农业土地持续发展的管理思想》，有删改）

材料二：

在宋朝，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开垦，种植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之一是引进了南方的水稻栽培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北方粮食短缺的问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种植技术，如旱地稻、早稻、秧田、田间管理等，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北方地区，农业生产以小麦、黍子、粟、豆类等为主，而南方地区则以水稻、棉花、茶叶等为主。宋朝时期，南方的种植业发展更为迅速，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度增加，茶叶和丝绸的生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另外，在宋朝还出现了一些农业生产的新模式，如山区农业、园林农业和草地畜牧业等，这些新模式为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机遇。例如，山区农业主要发展以梯田为主的水稻种植，有效地利用了山地资源，保证了当地人民的粮食安全。园林农业则是以花卉、果树、蔬菜等为主的多种植物混合种植，不仅美化环境，还能丰富人们的膳食。草地畜牧业则是在较为荒凉的地区，通过放牧和人工灌溉，种植多年生的牧草，以提高牲畜的饲养效益。总的来说，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变革，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文化的繁荣。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其科技创新对农业生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朝农具制造业得到了较大发展，生产出许多新型农具，如镰刀、犁、耙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宋朝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间新开河渠、修建水闸，修建了许多大小水库，加强了排灌、节水灌溉的技术手段，改善了水利设施，增加了农田面积，提高了耕地的产量和品质。

宋朝政府十分注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积极鼓励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方法。政府出资设立种植实验场，编纂农业专著、培训农技人员，提供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宋朝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农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宋朝农业生产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设施联通对于共建“一带一路”非常重要，它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共建“一带一路”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架构，加快推进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基本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为促进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奠定坚实基础。除了经济走廊和国际通道建设卓有成效、海上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显著外，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也持续拓展。中欧班列、中欧陆海快线、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多式联运稳步发展。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86条时速120千米的运行线路穿越亚欧腹地主要区域，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截至2023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万列，运输近700万标箱，货物品类达5万种，涉及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53大门类，合计货值超3000亿美元。中欧陆海快线从无到有，成为继传统海运航线、陆上中欧班列之外中欧间的第三条贸易通道，2022年全通道运输总箱量超过18万标箱，火车开行2600余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覆盖中国中西部18个省（区、市），货物流向通达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材料二：

中欧班列搭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新平台，探索形成多国协作的国际班列运行机制，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大动脉，开行规模持续扩大，货物品类不断丰富，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持续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欧班列积极探寻“顺势而为”的产业发展路径，描摹出“逆势增长”的强劲上扬曲线。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货物发送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重点枢纽间的往返开行数量基本实现了双向均衡。从国内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分布来看，中欧班列在重庆、成都和西安等西部城市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开行数量不断上升。中欧班列有效推动了中西部地区从过去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实现了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中西部地区进出口额在全国所占比重由2013年的12%提升至2022年的18.2%。从贸易规模看，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与中欧班列通达的24个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的比重稳定在90%左右。2022年，中国与中欧班列通达的24个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1082.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7065.2亿美元，进口额为4017.3亿美元。

中欧班列提升了中欧产品流动的市场可达性。从运输货物品类看，中欧班列去程货物品类由初期的电子设备等高技术产品拓展到目前的服装鞋帽等生活必需品，回程货物品类从初期的汽车及零配件等拓展到目前的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医疗器械等高技术产品，呈现出多元化与特色化趋势。从各区域货源看，中欧班列初期运输的货物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领域，如电脑、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而且货源地主要集中在川渝、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目前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品类呈现多元化与特色化趋势，如湖南的陶瓷、茶叶和义乌的小商品等。中欧班列进出口产品种类也由最初的初级产品，逐步拓展到了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制品，而且汽车和船舶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

中欧班列推动了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成都依托中欧班列成为以整车及零部件、快速消费品、农产品、矿产和木材等资源，以及五金机电为主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重庆依托中欧班列吸引惠普、华硕等电子产品国际龙头企业入驻。同时，各地通过推进“中欧班列+”，创新对外贸易模式，涌现出“中欧班列+产业园区"“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中欧班列+口岸"和"中欧班列+出口监管仓”等多种新模式。西安开通了跨境电商专列，先后引进阿里巴巴、京东、亚马逊等一批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形成了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

中欧班列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运行效率上，中欧班列的运输时间是海运的1/4，运输价格是空运的1/5，平均碳排放量是空运的1/15，形成了安全快捷、绿色环保的国际运输通道。在服务质量上，中欧班列为国内各地客户制定站到站、门到门的物流服务方案，使企业获得感大幅提升。同时，中欧班列成为助力沿途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欧班列促进了沿途国家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带动了沿途国家产业、贸易、投资等领域的繁荣发展，为沿途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深化了中国与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

（摘编自赵家章、丁国宁《中欧班列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困境及路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办大学，应该取什么途径？抗战胜利以后；百废待举，需要大量专门技术人员。工业落后，要建立轻重工业，尤非大量工程人员不可。在此时，我们大学似乎应该注重技术教育，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从前清曾国藩提倡兴建实业，设立上海制造局，派留学生学习制大炮轮船以来，到抗战前夕已七八十年，我国科学仍然不兴，实业仍然不振。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加考虑。一般人以为近代文明即物质文明乃西洋功利主义的产品，这是错误的。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道即真理，从希腊提磨克列忒司（德谟克利特），到近今荷兰的阜尔司鲍，英国的汤姆生，他们研究原子，决非因为有什么用处才去研究，而是要晓得自然界物质结构的原委。科学上将来的发明在哪个方向，既不能预料于事先，我们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我国自战国以来，即有功利主义的哲学。墨子以能用不能用为善的标准。《兼爱篇》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现行教育制度之下，大学课程实有重新厘订之必要。基本科目必须增加，庶几能达到培养理智之目的。至于训练大量之技术员或工程人员以应目前之需要，则可由高等工业、高等农业等学校或大学内另设专修班为之，不必因噎而废食。

（摘编自竺可桢《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1945年）

材料二：

中国科技大学基础理论课，也就是物理、化学和数学，在教学计划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我们重视基础理论，是因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要研究新科学、新技术，就是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去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去摸索，摸索当然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前人的工作经验。可是在新科学、新技术领域里，前人的工作经验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只有更多地依靠一般的知识、也就是人类几千年以来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通过总结所得出来的自然界一般规律。对我们来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物质结构、性质和运动的规律，这就是物理、化学。它们就是我们在摸索过程中的指南针，也就是利用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去分辨出，哪一个想法肯定是对的，哪一个想法可能是对的，而哪一个想法肯定是错的。

但要作这种原则性的判断，要求的还不光是知道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要求的是充分掌握这些规律，把规律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看得清清楚楚，摸得透。只有这样才能具有锐利的眼光，能在复杂的事物中分析出核心问题，不被形形色色的假象蒙蔽，从而辨别真伪。所以科技大学里的物理、化学课除了教知识、注意和各个专业相结合，更注重这两门基础理论的系统性，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全面概念和图像，要他们成为这两门学科的主人。为此，在辅导课里，我们也注意养成学生分析事物现象的观点和方法；在独立思考方面，有所锻炼。自然，与物理和化学讲授课相辅的实验课，是有助于巩固规律的学习的；而且这些实验课，也使学生初步学到将来作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精密严谨的实验技术。

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需研究各个因素和各个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量的关系的计算。当然计算与分析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有些会计不是用黄豆粒的办法来记账吗？所以就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高深的数学，用简陋的方法也并不是不可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用简陋的方法，虽然也能进行复杂的计算，但是太花时间，容易出差错；用高效能的方法就能节省时间，少出差错。那么什么是高效能的计算方法呢？那自然是要充分利用了数学的成果才能得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过高地估计数学方法，它不过是我们计算中的工具；我们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

因此在科技大学里，我们的数学课是比较全面的。我们的教法，首先是唯物主义的，我们对每一个数学概念都从它来源讲起，说明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在这里我们都引用实际科学问题的例子来解说。一个概念引入了之后，我们就进行系统的、严格的论证和发展，使学生有一个巩固的基础，即使他们在将来遇到了以前没有学过的数学工具，也能靠自己来掌握它。在每讲了一个数学的概念和系统论证之后，我们还通过具体的实际问题来解说使用这个理论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样能把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充分掌握理论，也能灵活地使用理论，进行计算和分析。

（摘编自钱学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