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传经图                                                          养老图

材料一   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颁布“镇抚夷狄诏”……622年，李渊《赐书高丽王建武书》谓：“朕恭应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同时，李渊又对稽胡和獠人进行镇压。李世民在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则贯彻和执行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以远交近攻、以静制动、剿抚并用的策略来处理和周边各族的关系。贞观十四年后，李世民主要采取了武力统一民族地区的“武功政策”，并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发起了统一国家的高潮。

——摘编自梁华《论唐初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唐兴，初未暇于四炎，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摘编自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

材料一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自我检讨，“我们国民党革命了十三年，从未有指挥过自己的军队去打仗，差不多全是利用人家来打仗，一旦利害问题发生了，非但靠不住，而且会造起反来。”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彻底放弃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快创建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

——摘编自马苹《孙中山创建新型军队的积极探索》

材料二   1929年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总结道，“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摘编自王天宇《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探析》

材料一   1937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西迁云南，到达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迁伊始，西南联大仅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在校学生1506人。而到1945年，西南联大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一个先修班，5个研究所（下设17学部），比西迁前有了极大的增长，前后在校学生约有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西迁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这些著述并非只是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许多学术理论研究都能够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其中不少思想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杨邵军《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

材料二   北京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1956年，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摘编自彭薇《交通大学“西迁”史》

材料一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从公德、进取、权利、自由等方面论证民族精神应该包括的新民特性，希望通过培养具有近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达到“重塑国魂”的目的。

严复强调忠孝节义“实为国民之特性”，为立国精神之所恃。其主张被企图复辟帝制的当政者所利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与愚昧观念的猛烈批判。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民主、科学、自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材料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中国共产党确定全面抗战的方针，人民民主力量发展壮大。在三大决战胜利之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伟大号召，明确了党的建设方向。

——摘编自俞祖华《中华民族精神新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