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180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伦敦之外的17个城市人口在2万到9万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中。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1881年城市人口已是农村人口的两倍。“从1820年开始，农业劳动力开始流向工业和服务行业，与它的邻国相比，这种现象在法国表现得尤其明显……1851年仅有3%的法国人住在经济发达的塞纳省，及至1911年，居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已占法国总人口的10%。”

——摘编自[英]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城市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后，即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时为止，前后经历了约100年的时间。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因此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历史也和近代工业化一样。

——摘编自王圣学《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经济分析》

材料三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1987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和城市建设监察队伍，从整顿市容环境卫生入手，城市管理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城市建设综合性管理。

——摘编自汤文仙《从接管城市到治理城市：我国城市管理的探索与思想演进》

材料四   近代以来，棚户区作为上海平民的栖身立命之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为稳定秩序巩固统治，1928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建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着手勘定建筑地点，开始兴建第一平民住所。此后，市政府向市银行借贷兴建了第二及第三平民住所，为不少平民提供了较好的可供居住的场所。1935年，市政府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向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开始营建平民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住房救助事业的发展，但财政的窘困决定了市政府无法满足广大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摘编自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被上海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1年起，在借鉴以往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先后建成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几十个工人住宅区，并配套建设诊疗所、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一五”期间住宅建设合计总投资额为1.54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与此同时，“自建公助”等住宅建设形式也大量出现。这些新建住宅不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从市区向外辐射，星星点点分布在市区周围。此外，修理的老公房因价格较低，也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从而基本满足了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等

材料六 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政府管理机构。1868年颁布的《托伦斯法》赋予地方政府处置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私人住房的权力，1875年颁布的《克罗斯法》准许地方政府制订改造贫民区的计划。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公共设施，初步改善了城市环境，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1882年每间房屋平均住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降为12%，到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10.9%。此后，政府又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和工人住房，并出台了“建造法令”来控制沿街住房的布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七   在工业革命刺激下，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欧洲占据首位，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的需要，工业革命带动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英国城市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因素。由于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使城市逐步产生了吸收大量劳动力的能力。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变化，加强城市和城乡之间的联系并使处于交通枢纽的城市和城镇能够迅速成长。

——摘自陈爱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城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