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绅之治是乡绅作为主体对乡村的治理，它发端于中国明清时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乡绅成为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时是官吏和乡民之间的链接和中介。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这三类组成人员都与国家权力存在着交集，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护和支持着封建政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身处于乡村社会这样一种时空背景之下，与乡民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所以维护乡村、宗族和维护个人的利益必然是正相关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二   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乡绅自治”。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宪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

材料一   至于神，我们既然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

材料二   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

材料三   灵魂得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人。信徒得救不靠行为，全凭信仰。要得救上天堂，不靠教会或行善，更不靠赎罪券。

——《路德选集》

材料四   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在《周礼》中，借贷被称为“贷”“取予”“同贷财”，反映借贷关系的“债”则被称作“责”。西周时期，政府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定的利息下进行，违者要受到处罚。“凡民同贷材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间借贷必须立契约文书，“听取予以书契”。官府通过借贷契约文书来判定民间债务纠纷，“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摘编自谭光万《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

材料二   宋代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主体部分，借贷虽出于情势之逼迫，并非个人意愿，但却是他们的一种生产、生活的常态。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加之小农是小生产者，抵御灾荒的储备（资金和粮食）不足，一旦遭遇灾荒年份，则小农必须依赖于借贷。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他在另一奏疏中说。农民“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

——摘编自王文书《宋代借货业研究》

材料   王夫之认为封建论者是搞无益的争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一如柳宗元所论，王夫之认为秦是行了大公，“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伴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王夫之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性，但郡县制与封建制相比要好得多，“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万昌华《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