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时期。在对外交往中，唐朝政府表现得极为大度。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开创唐朝“四海咸服，万国来朝”的昌盛局面。据唐朝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与大唐建立过外交关系的“四蕃之国”有近四百个，因“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至开元年间尚存七十国。诗人王维对唐朝这一繁荣景象曾有诗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摘编自谢志东《拨云见日：你所不知道的唐朝与唐人》

材料二       晚清直至民国，中国的外交活动明显地呈现出五大特征，即：在对外态度上，既蔑视西方列强又深深恐惧之；在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大多未能摆脱始争终让的结局；在对外交涉时，很难摆脱内外双重困境——外部强敌入侵与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在外交活动情感上，在饱含屈辱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外交进程的演进上，既被动因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先进的外交策略等而渐次成熟。中国近代外交的上述五个主要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材料三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乃至到2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外交有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简单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就是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我国外交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整体推进的战略布局。具体来说，在此外交布局之下，我们主要是从周边和全球两个层面来推进外交实践。

——摘编自高祖贵《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前行》

材料一：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省，后来又丢失了整个北中国，但宋代文明在别的方面达到顶峰也是事实。宋政府在广州、泉州、福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多次派使臣赴海外招徕外商并管理对外贸易。两宋亦利用民间力量来广招外商，友好往来。每艘海舶船主，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有在域外“招诱舶商”的任务，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货物，及五万贯者，补官有差”。政府甚至向外国商人开放仕途，同时制定了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的法律，如《户婚律》中对外商来中国经商死后的财产处理作了专门规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18世纪中前期，英国重商主义走向全盛。政府规范贸易行为，批准了许多私人特许贸易公司扩大对外贸易，商人则利用王权进行对外贸易垄断。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最明显的体现是实行对外扩张，政府进行商业战争和颁布一系列航海法令，日益强大的英国海军为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保驾护航。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很多贸易条约是在非平等、非自愿互利的条件下签订的，特别是殖民地逐渐成为英国制造业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

——据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等

材料

——摘编自郝侠君毛磊 石光荣主编《中西500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