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一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出售质量差且不符合规格器物的人），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

——摘编自钱贵《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材料二   1907年9月，清廷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民情，主持修订民律。1911年8月，修订法律馆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它仿德、日民法典之体例，分总则、债、物、亲属、继承五编，计33章，1569条。这部民律草案虽然因清亡而未及颁行，但是其民法编纂模式，打破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其法典化的体例和模式确立了中国近代民法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制的演变。“可以说，《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真正开端。”

——摘编自《关于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探析》

材料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出现的主要口号

15. 材料   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的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饿、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二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之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16. 材料   1932年日本在我国东北组建731部队一细菌战秘密部队，为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基地中关押着大量的俘虏，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以中国人为主，甚至还有大量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称作“马路大”I (日 语为“圆木”，意为试验品),被用于活人活体试验、冻伤试验、毒气试验、灭压试验、活体解剖等，其中3000至10000人死于活体实验。1940-1941 年日军在浙江、湖南常德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物，使这些地区鼠疫流行，造成巨大伤亡。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日军进行细菌战而得传染病的人数达到1200万之多。1945 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炸毁研究基地，烧毁绝大部分研究资料,屠杀剩余“马路大”，加土战后美国的干预，导致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战犯免受审判，直至1981年美国记者鲍威尔发表研究文章，才使得731部队频繁出现在各国媒体。

----摘编自米艾尼《恶魔的证据一挖掘731部队历史罪证》

材料一：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

每次读《史记·扁鹊传》，都“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因而就更加不理解一些读书人不“留神医药”，不“精究方术”，以至于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他的宗族人口“向余二百”，但“自建安以来”，不到十年，“其死亡者， 三分有二”，其中“伤寒十居其七”。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以期后世“能寻余所集”，“ 见病知源”，应对类似的瘟疫。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 (而)观今之医，(仅仅) 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以应付病人) (口给: 花言巧语)。夫欲视死别生(辨别生死之症)，实为难矣!

一一摘编 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材料二   以下为“新冠肺炎”中药预防方剂及其解读:

(一号方剂适合健康成年人，二号方剂适合体虚易感冒者、老年人、儿童)

一号方剂组成:生黄芪，白术、连翘，山银花各，藿香、石菖蒲、防风、甘草。

方剂解读:药方是由多味药构成的有机整体。全方补中寓散，散不伤正，补不留邪;温中有清，温不助热，清不伤阳。共奏益气固卫，健脾和胃，辟秽化湿，清热解毒之功。

——资料来源: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