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臣愚以为使者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或以货贿自通，或以计协登进。……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慢主惘时，实为乱源。

材料三   此种制度较广泛地向地方各阶层的地主们打开了通过考试入仕的途径。因而各地地主特别是过去的寒门，商人地主等……也取得了高官厚禄，参与政权。

材料一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   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来说，较以前是进步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材料一   科举意在“尚贤”，但又竭力维护公平，以应对“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故明清两代科举，严格限定知识范围，而以“四书”为准，否则，科考便须“多买书，多求学，平民寒士的力量多半办不到，那么考试起来一定还是图书满家的贵家子弟占有优势”。但“四书”经义要“讲是非，是非转无标准”，遂以朱熹《集注》为圭臬，“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则录取标准又难定”，复又严格限定文体，强调答卷的格式化或标准化，即考生作答须用八股文，因其“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取舍之标准”，且令评卷者难逞一己之私意。此外，殿试、锁院、弥封、誊录、截角等，无不意在维护公平。清代还规定官员子弟参加乡试，须另立“官卷”以区别于“民卷”，并发展了明代南北分卷的做法，通过“分省取中”避免倾轧文风不振之地。同时，明清两代还屡因科场案件而兴大狱，涉事官员动辄杀、遣、革、降。

——改编自杨国强《衰世与西法》、钱穆《国史新论》等

材料二   清政府曾以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能，但科举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突然废除，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时能否比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严复就曾批评北洋学堂“弟子无得意者”，“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至此，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而且，蔡元培等多强调读书与做官分开，但若学堂仅为教育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士大夫既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那时有人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报人王新命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此外，传统中国士人多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废科举后读书人则基本于城市定居，不再讲求叶落归根，则城乡渐成分离之势，而乡村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也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出现“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

——改编自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