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材料一   但是智者学派所做的工作是人类历史上致力于社会分析的最初尝试，具有理性认识的新意。智者开始了用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有益尝试，并从自己的新方法中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由于他们成功地把人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人本身，希腊才完成了自黑暗以来的第一次启蒙。

——杨冬梅《智者运动的实质及时代精神》

材料二   西塞罗是罗马伟大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他深受斯多亚哲学家观点的影响。像斯多亚哲学家一样，他倾向于确定自然和自然理性，并设想理性是宇宙的主宰力量。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犄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会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