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两则对政治道路认识的内容

（一）有学者评价英国政治制度时说：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建立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统治。社会建立了纠错机制，社会矛盾得以调整、释放和缓解。因此国家走上了渐进的，生产力可以积累的良性发展道路。“较少的腥风血雨，较少的声色俱厉，较少的深思高论，只有一路随和，一路感觉……温和中包含着刚健，渐进中累计着大步。

（二）章太炎在1903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写道：“长素（注：康有为）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材料 “新时代”内涵的变化

——摘编自史宏波、黑波《近代以来“新时代”概念之考辨》

材料   知识精英也是通过不断反思失败的教训来寻找新路的，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忽然使人们发现：我们学习的西方的东西都是表层的、肤浅的；西方的制度是建立在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之上的；而中国文化、中国的国民性是我们建立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大障碍，唯有对中国的文化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改造，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

——－高龙川《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学习西方运动热潮的终结》

材料   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性缺陷的国素主要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不足与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这些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制度创新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摘自《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

材料   

甲午战败后中国士大夫心态

——摘编自周松青《甲午战争与士大夫心态》

材料   取士概归学堂，固已明示天下以作新之基……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

查科场试士，但凭文字之短长，不问人品之贤否。是以暗中摸索，最足为世诟讥。今学堂定章于各项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考核，同记分数，共分言语、容止、行动、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查，第其等差，至考试时，亦以该生平日品行分数，并合计算。

凡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但有一长，皆可保送。俟考试时分别去取……其取定者，酌量用为主事、中书、知县官。

——摘编自《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

材料 1902年清政府任命精通中国传统法律和西方法律的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谕令“接照所陈各节”,“修改别并”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不蔽”。在这次修订法律工作中,沈家本等秉承“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规定禁止刑讯,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旧制、禁革买卖人口、删除奴婢旧制、统一满汉刑律、变通秋审制度,还制定了《商律》《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新刑律》《国籍法》《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读律草》《大清现行刑律》等新律,以上十个新律虽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法文化,如引入西方的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但由于清政府的迅速垮台,其中大部分只是布而未及实施即告废止.

——《清末修宪与沈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