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阴阳和顺、刚柔相济，被视为至真的宇宙规律。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被视为至善的社会关系。“和”的精神，是承认、尊重、圆融。“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以合作求共赢，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和”的思想，既是理想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和”的基础与核心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在承认多元性、多样性及矛盾性的前提下，找出统一性和共同点，找出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进而求同存异，争取实现问题的解决。“和而不同”思想，是贯穿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思想脉络，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源泉和宝贵财富。

——摘编自李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材料二 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上逐步趋同。欧盟委员会也一直把制定统一的欧盟文化政策视作欧洲一体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的文化政策可以在欧盟范围内为各成员国构建一种统一的文化身份，有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而言，欧盟的文化政策是欧盟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但在欧盟制定文化政策的同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发展轨迹，造就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文化特点，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一直是欧盟的重要议题。欧盟历来强调尊重各成员国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并致力于保护这种多样性，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欧盟宪法条约》的重要内容，如其中第22条的重点就是尊重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

——摘编自曹德明《欧盟文化政策的核心：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材料一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外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列强来说，战后签订的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与欧洲这个“掠夺成性的蛮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无疑，“条约制度”使中国承受着巨大的灾祸，这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自己的反面”。

——摘编自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材料二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回应了世界普遍感到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方案就是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再次将其载入联合国决议。这充分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反映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呼应，激发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的热情和实践。

——摘编自张晓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