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如图1、图2、图3分别是东汉、唐朝、北宋时期都城示意图。

材料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铁器生产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扩展，使列国的生产力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春秋中后期牛耕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战国时期，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并开始使用铁犁，耕作技术进一步提高。牛耕的推广和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使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方式成为可能，这就为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男耕女织的综合型小农经济开始形成，并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刘涛、齐秀生《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促进》

材料二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被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靖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推荐3】材料一   自春秋战国至唐代，国家和政府设市于都邑之中，市处于城中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设有市师、肆师、质人等分掌市内各项事务。《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韩国磐《中国古代的市和市井市肆》

材料二   宋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质库（即后来的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明清之际，松江一带棉布生产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化，而且远销湖广、江西、两广、陕西、山西、北京及北方边疆地区。北方省份所产棉花，除缴纳租税之外，几乎全部运至南方销售。……当白银成为合法通货之后，对于这种远距离的商货贸易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乾隆时期，发展较快的手工业行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这两个行业的生产与流通领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和包买商。

——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明清时期，形成了一个积累大量财富的商人群体——淮扬盐商。康乾年间，“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扬州地区物质繁荣、名流荟萃，周边乃至全国都追慕扬州。

——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

材料一   英国的城镇化坚持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公共干预政策。英国在城市化初期，由于人口和产业活动的迅速集聚而城市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致命疾病的流行。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管理。1909颁布的《住宅与规划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法，标志着规划成为重要的政府管理职能和引导城镇化进程的公开政策。1936年，伦敦郡通过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由伦敦政府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引导城市建设开发，减少对乡村环境和利益的损害。

——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合理利用了东北、华东、华北等经济发达、解放较早的地区的经济优势，对原有的城市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变单纯的消费城市为生产、生活协调发展的城市，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心，缓和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党和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医治城市的战争创伤，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l957年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从l949年的98个增加到l40个；另外中西部也兴起了一系列工业城市，如郑州、包头、兰州、西安、成都等。

——宁克平《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对策》

材料一   战国时期，居民、作坊以及市场组成了外城，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重要地带，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财政措施来看，它们都是边缘化的。尽管政府设法通过街坊格局以及市场管理来整肃秩序，外城的居民们相对于政府理想的服务模式以及层级制度，仍然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可能创造出建立在财富等级之上的新的层级制度，这对处境悲惨的农村人口有着极大的诱惑，吸引他们放弃主业，到城市寻找机会。

——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

材料二   中世纪中晚期（11～15世纪），欧洲中小城镇在农村普遍兴起，它们最初是农村的依附者和补充物，主要功能是为周围农村服务。城市的兴起尤其是取得自治后，形成了城乡两种对照鲜明的社会体，城市和乡村有明确的分野。而城市的“自由”、较多工作和发展机会，以及生活优势，则为农村人口所仰慕和向往，成为农村移民的“愿景”、吸引农村人口的“拉力”。

——摘编自刘景华《农村城镇化：欧洲的经历与经验》

材料一   公元1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阿拉伯人向欧洲的扩张得到遏制，东西方的势力达到暂时的平衡。不断骚扰欧洲大陆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退了回去，东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也被击退了，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复苏。到公元11世纪，商业与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业最先发达起来。

市场的需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生产。很快，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也加入到城市生活的行列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一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兴起，便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到13世纪中叶，在欧洲业已形成了前工业时代的城市网络。

——摘编自黄洋、付昱《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开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开埠通商城市获得优先发展，部分城市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汉口等大城市。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   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部分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11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北朝时期的地理景观是村落遍布各地，朝廷触角直接深入到村落内部。北朝很早就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自太和中叶以后，“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掌握户口、交纳赋役等工作。同时，村落中依然存在“乡里”编制。朝廷也利用乡里的名称灌输儒家思想，推行教化。由于统治者沿用先秦以来的传统，自都城到郡县均设刑场于“市”，村民时常会遇到处决犯人的场面，从中可以直接感受到朝廷官府的赫赫威力，有心人也能从中察觉到政治的细微变化。

——摘编自《中国古代村落与城镇的演变》

材料二   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已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丧失主权。近代中国先后开辟的70多个通商口岸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基地和桥头堡，又是输入近代文明的主要阵地和前哨。西方一些先进工业文明的涌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的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近代城市的崛起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因商而兴，由工而盛”。

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赵津、李菁著《论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百年党史》

材料一 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至1851年，全国已有大小城镇580座。从英国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来看，此时的英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发展成为以城镇为主体的国家。当时，大约有360个城市居民过万人，但也有194个城镇人数不足3000人。此时的伦敦汇集着豪华的宫殿、宏伟的政府办公楼、高耸的大教堂、金融机构、博物馆、艺术馆和俱乐部，当然也充斥着贫民屋，到处都是肮脏混乱和无序。在这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一切均是随着产业革命的步伐自然而然地发展的。

——摘编自陆伟芳《英国近代城市化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二 在二战的大摧毁之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人员有意识地寻求将伦敦市中心拥挤的工业及人口向郊区转移，并于1943年首次启动阿伯克龙比计划，重点强调发展“新城”，旨在扩展首都的周边面积。伦敦周围向不可能在城市中心拥有自己住宅的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提供了住所。1960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人口开始流失，而整个地区尤其城市周边人口增长十分明显。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甚至是中部正在迅速地变成伦敦广阔而分散的郊区，以致像肯特郡和康沃尔郡这样的曾经距离遥远的农村地区，也异想天开地想成为伦敦的住房供应市场。而并非所有到乡下的人都要每天通勤，有些人一周内通勤两到三次，平时在家里或卫星城的办公室里工作。

——摘编自［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

材料一   公元1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阿拉伯人向欧洲的扩张得到遏制，东西方的势力达到暂时的平衡。不断骚扰欧洲大陆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退了回去，东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也被击退了，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复苏。到公元11世纪，商业与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业最先发达起来。

市场的需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生产。很快，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也加入到城市生活的行列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一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兴起，便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到13世纪中叶，在欧洲业已形成了前工业时代的城市网络。

——摘编自黄洋、付昱《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开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开埠通商城市获得优先发展，部分城市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汉口等大城市。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