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虽说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将联邦权限明文列举于宪法之中，并将未列举的剩余权力归属于各州，似乎表明了两者分权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国宪法同时也规定联邦国会可以通过“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法律”来完成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授权，这就为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孕育了可能性。不过，可能性如果成为一种现实，还需要“助产士”的帮助。在美国，这个把宪法的文本变成现实规范的助产士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

---摘编自陈伟《美国宪政的历程》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存在着有限的民主现象。尽管皇帝是最后的决策者，但是，毫无疑问，群臣在国家大事的讨论中，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的言论，有可能成为制定国策的依据。唐朝设立的三省制度，使决策权、审议权、执行权分立，虽然重在加强皇权，但也希望通过集合三省长官之智力，减轻独相决策智力的缺陷。监察上的多方监督制度，除皇帝之外，百官都要受到监察官员的全面监督。尽管监察的最高目标，在于防止国家官员依靠权力为非作歹而损害皇权。但是，监察制度的推行，却让社会下层广大人民有了评价官员好坏的权力。秦汉以来，政府多重视民意的收集，而其制定政策，也或多或少都要重视民意的问题。

——摘编自付开镜《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有限性民主探论》

材料二   在实践层面，儒家的教化有上行和下行两个向度：上谏君王、下化百姓。就教化活动的上行向度而言，儒家强调“道高于君”，以本体之“道”作为教化君王的超越依据通过“朝议”“谏议”或“清议”等协商形式对君王的失德行为进行规劝和批评，以此促使君王的言行合乎儒家德政的要求。

——摘编自卢兴、吴倩《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材料三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和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先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单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来实现社会管理和进行资源配置遭遇了危机；后是凯恩斯主义过度重视政府作用，其负面效果日益积累。于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政府开始运用治理理论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效。尤其伴随世界一体化的加强，国家内外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日益凸显，而原有的世界安全机制和国家治理能力对此显得日渐乏力；于是，倡导多元社会主体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现代西方社会治理理论逐渐勃兴。

——摘编自施雪华、张琴《国外治理理论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