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记录社会变迁的“记账本”

下图是浙江绍兴农民宋双泉的“记账本”，记录了他家的农业生产情况。

记账本最早的记账时间标注为“民国三十七年”，账本中有“共还两石柒斗”“共还米五斗五升”等表述。

1949年，粮食亩产为“上田200斤、沙田160斤”，“应缴农业税谷130.22斤”，并按亩产量的30%还田租。

1950年，粮食亩产为“上田480斤、沙田350斤”，“还田租190斤，共缴农业税稻谷309斤”。

1951年的账本显示，粮食亩产为“上田480斤、沙田430斤”，有关缴税一项，记的是“正缴农业税稻谷481斤”，并有“交来捐献飞机大炮谷75斤”。

1952年至1953年，粮食亩产上田都是450斤、沙田都是400斤，农业税率“每百斤14斤”，每年缴农业税稻谷293斤。

1954年，上田亩产450斤、沙田亩产400斤，但农业税率提高到了“每百斤17斤”，另有附加税25斤，他共缴稻谷356斤。账本还提到，1954年11月22日，宋双泉购买公债两万元。同年12月初，他入股信用合作社20500元；12月27日，储蓄存款15万元（定期三个月）。

1956年，账本显示，宋双泉所在地区1月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10月，他家的牛车盘、水车、稻桶等农具，作价57.99元，转归合作社。同年，宋双泉家共赚工分1949.6分，按“每10分1元6角4分”计，劳动报酬为320.45元；他家5口人，应得粮食为2114斤。

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